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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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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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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十年】一切社会变革的成败,都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图)   

2017-09-12 08:28:18|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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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才可生存。一切伟大的社会进程,说到底要站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一切变革的实质,都是经济范畴的事情。
【极端十年】一切社会变革的成败,都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极端十年:两条路线斗争最初的表现】

 

在阶级斗争“纲举目张”的年代里,两条路线的斗争常常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联系在一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解释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透视其实质。

两条路线的斗争表面看来是党内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究其实,是一个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对待生产关系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不允许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是可不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因素纳入社会主义范围的问题;是承不承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及价值规律的问题。

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是党内斗争的根本问题。

一条路线,自然是毛泽东代表的路线。

正像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13日视察山东等地时所讲的那样:“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句话不仅表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赞道,也表现出了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本质。

共产党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将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尽快地国有化、社会主义化,并高度控制在国家手中,以尽可能集中的“便于领导”的结构方式,从政治出发动员经济,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商品经济的困扰,一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是一条看来很彻底的社会主义路线,是一条本能地就要无限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发展经济的路线;是一条要不断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的路线;是一条在本质上就会产生各种冒进、浮夸的路线;这也是一切想超越商品经济本身发展历史阶段的社会行为必将受到教训的路线。

还有一条路线,就是与此相对立的路线。

它表现为对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的更多的感应和自觉与不自觉的接受,表现为对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盲目自信的某种保留,表现为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工人、民族资本及各种阶级力量的利益的更多一点的承认,表现为对主观能动性的无限作用的某种质疑,表现为对用经济的方法搞经济的思路的探究。

这条路线从本质上讲,是对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合理性的客观估价。它表现为一种求实的思想方法。而在共产党内,它被具体演化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的“右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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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回顾一下近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早在1953年3月-4月中共中央举行的财经会议上,就批判了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中保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特别是在此之后,类似的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在不同时期曾落到不同人的头上:刘少奇、邓子恢、王稼祥、薄一波、陈云等等,以及后来庐山会议的彭德怀。

在这些人中,刘少奇无疑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在这些人中最高的党内地位,也在于他在这方面有最完备的理论和纲领。

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斗争中,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刘邓(邓小平)定为黑司令部,应该说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内一直存在着一条正视商品经济规律的务实路线。刘少奇用他的含冤而死祭奠了这条路线。邓小平用他东山再起的改革证明了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

1955年4月底-5月前后,也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时候,主持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就对刘少奇做过紧急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刘少奇讲道:“斯大林有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你看过吗?”“好好写篇文章反一下冒进!”

正是在刘少奇的这个精神下,邓子恢提出了“三超”的论断。认为当时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经验水平”,提出需要“赶快下马”,否则“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无疑是针对合作化过程中的很多偏激做法而言的。

5月初,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刘少奇曾主持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他与邓小平共同制定了“停”、“缩”、“整”的方针,对于全国范围内在条件不成熟时急于一下子合作化的情况做出了收缩的方针。

然而,同年7月,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了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严厉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他批判那些反冒进、实行坚决收缩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在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

他再一次着重指出实现对所有制的三大改造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灭资兴无的斗争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一切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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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毛泽东路线对刘少奇路线的反击中,社会主义合作化以更快的速度形成高潮并完成。在这一回合中,刘少奇作为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上平和地出现。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在城市经济领域又有什么表现。

1956年12月,刘少奇在人大常委第五十二次会议上,颇有些思想解放地谈到资本家可否开私人工厂的问题:“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准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一个补充嘛!”

这样一个对待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何等现实,何等合理,何等有政策上的先见之明。然而,历史的悲剧恰恰在于这是一个先见之明,而不是一个迟到的理性。

又是同一个刘少奇,在1957年5月整风运动期间,还做了更令人注意的讲话,这是5月7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关于党校整风的汇报后的一段讲话:“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地下工厂,要允许他们钻空子,当他们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们跟上去抢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也搞几十万样。”

这段讲话如果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何其恰当!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几十年前刘少奇经济纲领的再版。

我们不禁为历史而悲哀。

所有关注这个东方大国文明发展的有识之士,都不免要思索一下历史发展的这个蒙太奇。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机不可泄漏”,是刘少奇过早地泄漏了天机,还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更晚地才意识到了历史的某些现实性呢?

在对共和国几十年发展历史的回顾中,刘少奇这样的人物以及他的路线和纲领以非常清晰的面貌浮现在我们眼前。稍加浏览便会发现,正像毛泽东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一个完整的路线和纲领一样,刘少奇也有一个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完整的纲领。

刘少奇在1956年3月8日给文化部党组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改革旧文艺的方针,“不能勉强”,“不要硬生孩子”,“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这无疑是与江青后来所做的京剧改革完全相异的。

特别重要的是刘少奇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文明的宽容态度,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并赞扬《天鹅湖》以及《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艺术作品。他甚至还非常具体地讲道:“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吃得要好些”。还讲道,可以大搞民间的私人剧团。

刘少奇在文化领域的现实主义精神颇让我们思前想后。它在几十年前听来有可能是个不和谐音,在几十年后却显得实际而生动。

当我们将刘少奇的路线和纲领做出大概的勾勒之后,不难看到党内这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的存在,不难看到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含义。

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才可生存。一切伟大的社会进程,说到底要站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一切变革的实质,都是经济范畴的事情。当共产党担负起一个民族的工业化任务时,这个政党所具有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纲领和路线,也该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历史原本可以给刘少奇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以更宽大的政治空间。然而,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像一部强有力的推土机,将党内这种有异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思想一时间都推平了。阶级斗争纲举目张的声音笼罩了全党、全国,并响亮地发动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直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小高炉熄烟灭火之后,烟雾缭绕的庐山会议才又展示了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清晰面貌。

——摘自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

【阅读《芙蓉国》:http://url.cn/WTG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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