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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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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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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一顶为阶级斗争定制的大帽子(图)   

2017-08-06 08:22:47|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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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一顶为阶级斗争定制的大帽子(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新阶级斗争纲领: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

1956年-1959年)

 

熟悉思想史的读者大概已经看到,我们在上一章的某些叙述中借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现在,我们将更为广阔地拓开眼界,磨锐目光,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更透彻的剖析,揭示出是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孕育出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

正像了解近代史的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的政党,其革命纲领显然同时就是阶级斗争纲领。在民族与民主革命时期,这一纲领就是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领导和团结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自然表现为发展已有的国有经济,改造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化三改”的阶级性质依然是十分显然的。改造三种经济,也就是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及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人。

按照共产主义者通常的思路,是有一天而且是尽快地有一天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全地变为国有,从根本上消灭商品经济,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毛泽东本人曾经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共存,还存在着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不过,在他的视野中,这一定是个比较短暂的过渡时期。即使在这个过渡时期,对商品经济也将做出极大的限制。

将商品经济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这大概是当时幼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可以理解的思路。而急于超越商品生产在历史上的必然阶段,迅速达到共产主义,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通有的基本症结。

他们面对的是商品经济自身的历史发展趋势,他们始终要和商品生产的各种规律(譬如价值规律)作顽强的斗争。他们过高估计了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力量,而忽略了商品经济不可忽略的伟大潜力。

在一个领导了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从而掌握了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力量的视野中,商品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比起战争,比起国家,比起政权,比起群众运动,它似乎渺小得多,微弱得多。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它那包罗万象、无孔不入并顽强不息的伟大力量。

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得知,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不过是指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价值规律的实现是有着普遍性法则的。通过供求矛盾的调节,资本总是流向利润高的生产领域,因此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这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一切商品的价格总在其价值的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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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主义将主要的生产国有化,将经过改造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纳入国家计划之下时,价值规律似乎被掩埋了,似乎可以忽略,可以从轻发落了,但其实只是以更为曲折的方式显示它的力量。

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可以保证国家对所需农产品的掌握,并且可以保证国家以适当的比例取利于农业,累积自己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农民却可能不种赔钱的或挣钱少的粮食,而去种挣钱多的经济作物。无论是个体农民,还是集体化了的农民,都可能采取这样的对策。这是价值规律最初露出的力量。

于是国家就会下达计划种植面积指标,规定各地区必须保证的种粮亩数。而个体的农民或者集体化的农民(后来就全然是集体化的农民)又可能与数字作斗争。他们可以对种粮亩数少种多报,阳奉阴违。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各种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管理与监督,看到了下乡的领导干部拔掉农民种植的西瓜苗,看到了就地召开的田头批判会。在那里,有正气凛然的干部讲演,有讷讷无言蹲在田头的农民群体。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种粮面积在亩数上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保证。

然而,农民仍有可能做出其他方式的消极抵制。在粮食田中较少投入,而将更多的投入转向各种合算的经营缝隙,还有种种数不清的对策。于是,就出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帽子,就有了更多的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甚至将这种斗争极端残酷化。

当斗争的残酷仍不能奏效时,国家就不得不调整价格,使之合理(使农作物价格接近其价值),或者采用一系列变通政策,更或者,就有了今日这样的全方位改革。

通过长久的、有声有色甚至有血有泪的历史阶段,价值规律终于以顽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急于超越商品生产特定阶段的共产党人,始终自觉不自觉地与看来微不足道的价值规律做着不懈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看到,党内总有一些务实的人士构成了务实的派别,他们就是我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至今几十年中看到的各种所谓党内的右倾倾向、右倾派别。无论是农业合作化时的右倾,还是三年困难时期提倡“三自一包”的右倾,或者其他形式的右倾,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在党内的感应。

今天,当我们的目光直指几十年前的历史时,我们看到这一规律远未被当时的人们所充分认识。那时候也不可能完成这个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在庆祝它的“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

(——摘自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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