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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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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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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读巴金《随想录》有感(图)   

2016-10-19 07:20:35|  分类: 社会民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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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知识分子被洗脑之后】

 

《随想录》是巴金先生晚年的重要作品。在《随想录》中,巴金先生痛切地反思自己的人生,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思想历程,对于记忆和认识那样的十年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巴金先生在文中说:“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

这是一篇难得的对内心世界自我剖析的好文章,这种程度的自省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十年浩劫过去已经很久,有多少人幡然醒悟了呢?巴金所述的精神奴隶依然大量存在!希望此文能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朋友带来一点感悟。

 巴金:自以为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是精神奴隶(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巴金:《十年一梦》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

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

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零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一九七零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

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巴金:自以为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是精神奴隶(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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