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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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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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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那些年我们深信不疑的谬误与谣传(图)!   

2016-10-15 07:00:11|  分类: 社会民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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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所谓的见识或者知识,其实只不过是谬误和谣传。
柯云路:那些年我们深信不疑的谬误与谣传(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柯云路:我们曾以为外国人没有膝盖】

 

《钟声传来,我们被惊醒》山西作家吕新的一篇短文。

吕新是一位极有天分的作家,三十年前我住在山西,年轻的吕新与少年时就与我们相熟的女作家东黎结为夫妇,也因此迁居榆次。有段时间我们住得很近,骑自行车只需五六分钟,即使步行,跨过一条街,走上十多分钟也就到了。

这对夫妇常来我家做客,话题自然围绕着文学,其间听吕新讲过不少自己的少年经历。他生长的燕北是个苦寒之地,东黎这样形容第一次随他回乡时燕北的冷:“风往骨头缝里钻,人都冻硬了。”“人都冻硬了”,是一个作家对寒冷的感受,我一直记着。

吕新少年时,中国还相当封闭。即使在大城市,外国人也相当少见。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形,几个外国人出现在街头,周围会迅速聚起一群看热闹的人。人们惊异于他们的身高,肤色——有的那么白,有的又那么黑;鼻子高到不可思议,眼珠的颜色则有蓝有绿有灰,怪怪的,总之,和普通中国人对“人”的概念有很大不同。

吕新开篇说:“人,很多的所谓见识或者知识,其实不过是一些谬误和谣传。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看上去踌躇满志,肚子也圆滚滚的,其实里面装着的基本是废物。”

他及他的小伙伴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困惑于外国人的身体构造,以为外国人没有膝盖,不能弯曲。于是请教一个成年人,外国人能不能像我们一样把腿盘起来?对方说,真能瞎想,那哪能盘,一盘就断了。这个回答曾让少年吕新无比惊心,还有一种替别人疼痛的感觉,耳边似乎还伴随着嘎巴嘎巴的断裂声。

于是免不了替没有膝盖的外国人想象怎样睡觉。一定是直挺挺地倒下,再直挺挺地起来。然而,在亲自试验之后,发现腿要是不能弯曲,人就很难让自己躺下或者起来,要躺下,就只能把自己朝前或者朝后摔倒。至于起来,就更困难了,没有人帮助,几乎就不可能起来。可是,谁又是第一个起来的人呢,他难道不睡觉?既然他也要睡,那又是谁把他扶起来的呢?这个问题让人无比头疼。一位铁匠听了这群少年的议论,很自豪地说:闹了半天,洋人们活得也麻烦呢。咱们吃好吃赖先不说,最起码能自由活动,想躺就能躺,想起就能起来,不用人扶。

估计现在的读者看到这些文字会哑然失笑,那时的中国人真有那么愚昧吗?说愚昧并不公允,是闭塞,长期封闭的结果。关于外国人的膝盖问题,历史上发生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几百年外国人来到中国覲见皇上,但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不能当朝下跪。这一条着实引发朝庭大员的愤怒,竟敢不对当今皇上下跪,岂非大不敬。但反复讨论的结果是,既然“洋人”的腿是直的,膝盖不能弯曲,也就“照准”了。

最近的几十年,中国以空前的力度和速度打开国门,人们不仅对那些行走于大街小巷的外国人习以为常,出国旅游亦成为许多人的休闲度假方式,中国游客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甚至成为旅游国繁荣经济的重要资源。这是此前无法想象的历史飞跃。

所有的变化都不是一天完成的。不要忘记我们曾有过那样的封闭,狭窄的视角是怎样一天一天被逐渐打开的,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到今天也仍然在一天比一天更清晰的过程中。

吕新的文章让我们回到了那并不遥远的过去。作为一个作家,他这样表达对那些伟大翻译家们的感谢:“他们就像一些站在路上传递空气的人,站在接缝处传递木板的人,他们像是困难年代里的采购员,广阔民间的媒人,信使,如果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艰辛的工作,很难想象几十年来的文学是何面貌。很多人或许至今还在蒙昧中徘徊,狼奔豕突;又或者站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在墙头上插满碎玻璃的辉煌中摇头晃脑,自以为是。”

今天的中国,各个领域仍活跃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媒人”和“信使”,他们将外面的世界率先带给我们,互联网的出现更缩短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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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新:钟声传来,我们被惊醒》
 

尽管很多时候肚子里空得咕咕地响,可仍然会去关心一些与吃饱无关的寡淡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外国人存在,却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知道一些国家的名字,但同样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这事有一半以上相当于一个传说或谣言。对于我来说,只有位于我们北边的苏联,才算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比较真实的国家。

十二三岁之前,我以为外国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两条腿,以为他们没有膝盖,不能弯曲,永远是直的。

十岁之前,我以为外国没有白天,尤其是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永远是黑夜。没有植物,有花也是黑色的花。黑暗的街上污水横流,水里跑着老鼠,到处都是血和尸体,天色比《雾都孤儿》里的天色还要更黑暗一些。

这样的一种印象或见识,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于客观世界的作用,书上图片上的外国人,就是那种感觉没有膝盖,腿永远不能弯曲的人。甚至觉得他们裤子或者大衣里面的腿不是由骨肉组成的,而是一种介于钢铁和塑料之间的材料。曾经问一个成年人,外国人能不能像我们一样把腿盘起来?他说,真能瞎想,那哪能盘,一盘就断了。

说的人轻松,平淡,听的人却无比惊心,还有一种替别人疼痛的感觉,耳边似乎还伴随着嘎巴嘎巴的断裂声。

看过一本法国人和越南人打仗的小人书,有一页是一个法国指挥官的后脑勺,感觉他的后面不是正常的头发,而是由岩石和石灰、麦秸组成的一片乱七八糟的东西,顿时就觉得法国人很可怕。很像是扑克牌里从jk的那几个人。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边打牌,一边讨论他们是不是人,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

看到画像上的那些大胡子的外国人,经常杞人忧天,替古人担忧,想他们吃饭或者喝水的时候,得专门腾出一只手,把胡子撩起来,然后把东西放进去。想他们吃馅饼或油饼的时候,一定会有油流到胡子上。吃完饭,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得洗脸,洗胡子。

春天或冬天的夜里,听人讲故事,知道薛仁贵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叫盖苏文的朝鲜人。讲故事的人说盖苏文,黄头发,绿眼睛,粉红色的脸。故事继续往下进行,我却停留在盖苏文的相貌问题上。黄头发,绿眼睛,粉红色的脸,我在想,一个朝鲜人,怎么能长成那样。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把盖苏文的相貌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相貌重叠起来,很多年后见到后者的照片,发现完全不是,并在心里惊呼,这不是东六台的吴守文么?他更像是一个离我们不远的人,尤其像极了我认识的一个叫吴守文的人,比吴守文实际的兄弟更像他兄弟。

我们想象外国人每天怎样睡觉,一定是直挺挺地倒下,再直挺挺地起来。在张宝他们家里做过试验,发现腿要是不能弯曲,人很难让自己躺下或者起来,要躺下,就只能把自己朝前或者穿后摔倒,不摔倒就无法躺下。至于起来,就更困难了,没有人帮助,几乎就不可能起来。这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要起来,必须得有人帮助,可是,谁又是第一个起来的人呢,他难道不睡觉?既然他也要睡,那又是谁把他扶起来的呢?这个问题让人非常头疼。可就在那时候,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王焕珍突然又提出一个更让人麻烦无比的问题:家里人多还好说,要是家里只有一个人呢?那怎么睡?王焕珍的意思是那将面临着躺下去起不来的危险。

最终,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人,那就只能站着睡,把头趴在柜子上眯糊一会儿,因为你已没有资格和条件躺着睡。

张宝的爹是一个铁匠,平时打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马掌和锄头。那天他没有去铁匠炉,在家里用绳子串马掌。听到我们的议论,在一旁说,闹了半天,洋人们活得也麻烦呢,还不如咱们呢。咱们吃好吃赖先不说,最起码能自由活动,想躺就能躺,想起就能起来,不用人扶。

洋人!是的,那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们管外国人不叫外国人,就叫洋人。与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连串兄弟般的词:洋火,洋布,洋灰,洋烟,镐叫洋镐,大号的铁锹叫大洋锹,高大的马叫大洋马,自行车叫洋车,搪瓷叫洋瓷。有一些更加苦寒的地方,甚至把白面叫做洋面。而洋葱,却多少年来一直被我们叫做葱头,直至现在,直至将来。

我曾经问过一个喜欢鼓捣无线电的人,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我问他外国人里面有没有罗圈腿。他很肯定地说,肯定没有,他们那种腿,能断了,也罗圈不了。你能让一双筷子罗圈了么?

好像是高尔基还是谁,有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罗圈腿的人,我看了以后惊呆了。谁说外国人里面没有罗圈腿?从那以后,开始怀疑以前听到过的很多东西。

人,很多的所谓的见识或者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谬误和谣传。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看上去踌躇满志,肚子也圆滚滚的,其实里面装着的基本都是废物。

我不再记得第一次看外国故事是什么时候,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几本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可能不叫钢铁,就叫《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高尔基的书是中学时候开始看的,此前看的都是小人书,印象极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看过小人书,所有的记忆也都停留在那两本小书里,真正的书从未见过。

这两位的小人书,让我认识了苏联的小孩,他们脸上长着雀斑,头发是亚麻色的,至于亚麻色是什么色,则完全不知道,感觉就是白头发。我周围没有白头发的小孩,只有脸上有雀斑的,住在我们隔壁的与我同龄的广昌就是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孩子。

外出上学以后,图书馆取代了昔日的那些伙伴们,我开始读那些历史的清单。借阅的第一本书好像就是《忏悔录》,却读得很夹生,看完了也不知道到底在忏悔什么……这中间,读得最混乱的就是《悲惨世界》,好像是四本,感觉如临大海,人完全被淹没在其中,不得不把一些段落抄录下来。我用省下来的钱自己买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双城记》和《死屋手记》,与《死屋手记》同时买的还有同一作者的另一本很薄的书,忘了叫什么。

曾经亲手抄录过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有一本波兰的民间史诗,好像叫什么瓦,现在全忘了。

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出差,曾经在一个月内两次光顾同一家县城的新华书店,两次都有所获,买到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两本书。第一次买到了《喧哗与骚动》,第二次买到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两本书。

这么多年,看书一直都是躺着看。在我迄今为止的阅读生涯中,那本黄皮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是我唯一的一次使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留有标记,画过红线,蓝线,只是因为有太多的感觉。很多年以后又买过三卷本的文集,却好像没怎么看。

九十年代初,跟随一群人去过一家译文出版社,还去了他们卖书的地方,却一本也没有买。这事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天天买肉,等真正到了屠宰场,参观完以后,却一斤也没有买。

人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最难琢磨的一种东西。

一位曾经在国营书店工作过的朋友领我去他们书店的库房,我在灰尘里发现了那本0.79元的《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迄今为止,我也只有这一本。

谁能以十万字成为杰出的伟大作家?全世界只有这个孤独无援的来自贫穷乡村的墨西哥人做到了。

很多人动不动就炫耀自己著作等身,写了多少多少,却从来不提他前前后后糟蹋了多少纸。美丽的纸,洁净的纸,一旦印刷了那些垃圾文字,也即刻沦为废品,只能以公斤论价。

九十年代初,在阴雨蒙蒙的巫山县,我们从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然后在泥泞的街上吃饭,吃巫山县的饺子,素炒白菜。晚上七点多,步行到码头,船舱里的灯光像火车上的灯光。就在那种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翻阅着上面盖有“巫山县新华书店”戳印的《洪堡的礼物》《兔子,跑吧》《白鲸》,何等的快乐。贝娄至今仍是我喜欢的作家。《白鲸》则越读越感觉像儿童文学。

与我同行的是两位河南兄长,田中禾,张宇,他俩一路上照顾着我,我们的友谊也就此缔结。时至今日,无论何时何地相见,都会无比亲切。在我来说,感觉已不再仅仅是友情,而是一种亲情。

人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感,总有那么一些人,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即使一百年不见,也永远不会生分。

两千年之后,读小说的数量和耐心明显下降,只选择少数自己有兴趣的看一下。我早已不在意别人使用了什么手法或者何种形式,在意的是书里写了什么。

与很多丑陋的叠印出作者利欲嘴脸的文字相比,我更愿意看一些传记,日记,以及书信。

别的我在这里先不说,只想说说冻土带上的一些事。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夜深人静的时候,合上书,就像从海面上升起来的一样,眼前慢慢地会浮现出金黄或银白的六个字:借钱,或者预支稿酬。六个字蹦上蹦下。

这个人写作,通常不是以字数计算,而是以印张来计算。“今天又写了一个半印张。”根据这一个半印张,很快就能计算出可以得到多少钱。再加上此前已经写出的七个印张,他心里已有了数。“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汇二百卢布给我,我有急用……”

尽是些这种信。

有时候,为了能尽快得到钱,会把对方猛烈地夸奖一番,用上“世界上”“全世界”“最慷慨,最善良”等等的字眼。

二百卢布到手,就会升起相关的梦想或者幻想,拿它去碰碰运气,谁又能保证一个小时以后它不会变成一千甚至两千,完全有可能。轮盘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别人能够满意而归,他就不能?上帝总是为他这样的人设置一些难以逾越的壕沟,壕沟里有模糊的脸在看着他,他不得不一次一次地跳过去。两千卢布?能做不少事呢。于是就去轮盘前坐下,忽略任何一张脸,只注意前面的颜色,那即是世界的颜色。轮盘优美地转着,转啊转,就像流逝的时间,别人的一杯咖啡还没有喝完,他刚到手的二百卢布就被永远地转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他不贫穷,如果他也像托尔斯泰或者屠格涅夫一样富有,健康,也是衣食无忧,是否还会写出他的那些作品?或许写不出?或许更好?或许很差?这种事无法假设,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只能活一次,只能沿着属于自己的命运的小路走下去。我相信命运的专属性,一个人只能怀抱或者披挂着属于他本人的那些东西混世界,其余的迟早都会脱落或丢失。尽管后来的人们还在读他的书,还在研究他,甚至说他还活着,但是对于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来说,他确实早已死了,因为他的颜面不再抽搐,胃也永远不再感到饥饿。与此同时,他也一起埋葬了生前一直对他纠缠不休的贫穷和种种屈辱以及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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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托尔斯泰的书信,从来不谈钱物,全部都是对于形而上的表述,宗教,社会,哲学,教育,人生,艺术,道德,救赎。

钱对于前面的那个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后面的这个人,确如粪土。

尽管他本人不吃肉,每天扛着枪出去打猎,但后面的这个人本身却像一块散发着强烈气味的肉,每天都会招来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圣方济各会会员,天主教徒,青年教师,龙骑兵军官,文学爱好者,教育改良者,身无分文者,肺病或结核病患者,还有大量身份不明的面目模糊者。托尔斯泰有时单独与某一个人面谈,还有的时候把他们召集起来一锅烩,谈话中既有制度建设,又有宗教改良,当然还少不了艺术与教育。作为女主人的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简直要被烦死了,家里永远住着生面孔,餐桌前永远坐着数量不等的不认识的人。

她记日记已有半个世纪,所记均为她本人所见所想,就像一个故事,由几个不同的人分别讲述,每个人讲的只是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索菲娅能看到的东西已越来越少,家里很多事情都瞒着她,她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长条或者一个角落,一件事情的三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另外的那些部分都对她遮蔽着。托尔斯泰出走的第二天,她还像平时一样去叫他吃饭,却没有人在,她找遍了整个亚斯那亚·波良纳,也没有他的人影。

她想着,或许应该再去为他重抄一遍《克莱采奏鸣曲》,或者《哈泽·穆拉特》。

也有欢乐。她和女儿们朗诵俄国某个作家的一篇拙劣的短篇小说,边读边哈哈大笑,托尔斯泰正在和别人下棋。索菲娅写到:听到我们朗读,听到我们哈哈大笑,列夫也笑了。

一九一八年,列宁下令,由苏维埃政府每年提供给列夫·托尔斯泰的遗孀八千卢布。

孤独的老太太在日记里郑重地记下了这一笔。

中年时也曾有过一丝短暂的爱情,不过也只是在心田上打马走了两个来回。因为,她最爱的还是她的廖瓦。就算把所有的人整合成一个人,也还是不如她的廖瓦。尽管他很多时候冷漠,粗暴,自私,甚至不可理喻。

附近村里的一个农妇得了重病,快要死了。托尔斯泰说他要去观察生活,每天一吃过晚饭以后就去那个农妇家里坐着,观察她如何与病魔做斗争。如是好几个月,一直看到农妇去世。

繁文缛节的十九世纪终于远去,消失。

不管过程,只看结果的二十世纪赤膊到来,世界明显有了诸多的小变化,但是大的方面并未更改,天空还是从前的那个苍穹,只是比原来更脏了一些,金钱的巨爪仍然在有力地搅动着这个世界和人心,所不同的是,搅动的力度比原来更快速更剧烈了一些。

我有三种《莫斯科日记》,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瓦尔特·本雅明。纪德的那本又叫《访苏归来》。

前两位的苏联之行,极尽奢华与荣耀,苏共领导人几乎集体出动。

罗曼·罗兰离开苏联之时,高尔基前往白俄罗斯火车站送别。书中有一幅照片,照片上的高尔基苍老,慈祥,无力,痛苦而又无限迷茫,他站在月台上,望着即将离去的罗兰夫妇,显得怅然若失,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他们之间的永别。

一年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当纪德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正赶上了高尔基的葬礼。

没有见到高尔基,纪德还专程赶往南方著名的国家疗养地索契,看望了长期住在那里的功勋级的作家,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后者虽然双目失明,看不见来访者,但彼此相谈甚欢。纪德被诅咒,那是后来的事。

距此十年前,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旅行者,瓦尔特·本雅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他的背影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拘谨而又茫然的流浪者。一家杂志社付给他路费,条件是他为杂志社提供关于苏联方面的文章。前女友已患有轻度精神病,正在一边治疗,一边筹划拍摄一部电影,期望能够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在此之前,苏联方面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大百科全书,其中关于歌德的辞条,原定由本雅明撰写。但是,在他到达莫斯科以后,才发现事情其实已经黄了。大百科全书中歌德的辞条,已另有他人撰写,他了解到这是总负责人卢那察尔斯基的命令。这样,原本想就此事得到一笔收入的计划也就此破灭。

踯躅在异国的街头,饿了就在街上随便吃一点,晚上回去还要考虑给前女友带什么礼物,如果没有,她就会向他发飙。他常在她住院的精神病院附近的一家小吃店吃东西。女友安排本雅明和她的现任男友住在一起,两个陌生男人很少交流,互相看不顺眼。不过,也有的时候会就艺术,文化,甚至风俗和玩具方面的问题,简单地交谈一会儿。

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从一开始就注定又是一次灰暗沮丧的无意义之旅。

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他这样的人。过去不需要,现在仍然不需要。他被人说成是:学识渊博,却不是学者;研究文本及注释,却不是语言学家;翻译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和波德莱尔,却不是翻译家;研究神学,却不是神学家;写文学评论,却不是文学评论家。也没有资格当教授,就像年轻时的叔本华。

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也不是?翻译成中国话,那不就是一个所谓的“四不像”么?是的,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个多余而又无用的人。梵高的遗物能为他人带来巨额利润和体面,所以人人谈梵高。而他的遗物,至今还是不行,很可能将来也仍然与利益无关。

二十年后,又有一个人来到莫斯科,以赛亚·伯林,那时他还不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而只是一个满怀良知的年轻人,见到自己想见的人,还很羞怯。在雕像兼蒙难大姐般的阿赫玛托娃面前,尤其拘谨。

整个苏联时代,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就是很早便遭遇不测的皮里尼亚克。约瑟夫·布罗茨基能够超越国家,民族,超越个人情感与记忆,那也是他离开苏联以后的事。而在那片冻土上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需要人关心的毛头小子。

而莉季娅关于茨维塔耶娃生命中最后几天的记述,是我看到的最令人动容的散文。

感谢《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盛情相约。在这篇短文行将结束的时候,请让我以最真挚的情感向翻译家们致敬!

特别向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的译者,向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译者,向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的译者,向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的译者,向胡安·鲁尔弗、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译者,向《蒂博一家》的译者、《日瓦戈医生》的译者,向《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第一圈》《牛犊顶橡树》的译者致敬!

向一百年来所有的翻译家们致敬,感谢他们!

他们就像一些站在路上传递空气的人,站在接缝处传递木板的人,他们像是困难年代里的采购员,广阔民间的媒人,信使,如果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艰辛的工作,很难想象几十年来的文学是何面貌。很多人或许至今还在蒙昧中徘徊,狼奔豕突;又或者站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在墙头上插满碎玻璃的辉煌中摇头晃脑,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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