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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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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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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读《沈从文致巴金信》有感(图)  

2016-09-18 09:26:07|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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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这样的信件比任何理论更能说明那个时代!信中提到的人物,大多在上世纪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过贡献,许多人还曾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然而,“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被批斗,被戴上各种反动帽子,被送到干校去参加那些生产效率极低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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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与沈从文夫妇


【柯云路:漫长的等待】

——读《沈从文致巴金信》有感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写进党章的林彪一家出逃后坠机外蒙古,接班人理论已不能自圆其说,虽然运动仍旧一个连着一个,但怀疑的种子开始在知识界及更广泛的民众中播下了。

这年春天,离开干校的沈从文抑制不住对老友的思念,辗转打听得巴金的地址,因巴金仍未“解放”,故将收信人写为“陈蕴珍”,就是巴金在晚年多次撰文怀念的妻子萧珊。

没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读这封信恐怕会多有疑惑,比如为什么要成立干校?为什么要将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弄到乡下改造?新中国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怎么还会有人不得“解放”?

希望这样的信件能使更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并最终找到答案。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地位应当没有争议,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就是很好的说明,巴金则是公认的文学大家,“文革”结束后以老病之身写出的随想录影响深远,晚年官方地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但在1972年,巴金正遭厄运,沈从文的信显然给巴金一家带来了巨大安慰。巴金在《怀念萧珊》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她动身去医院,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临出门时,见到信箱中的这封信,我拿给萧珊看了。”(引自魏帆转述巴金回忆的信。)“萧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过去的岁月,怀念旧时的友人,最后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从文寄给我的一封长信,她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复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引自巴金著《怀念均正兄》。)

那么,这封让萧珊反复阅读并感到极大温暖的信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先说“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窦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

是好友,又不敢轻易打听对方的情况,连问通讯地址都有所忌讳,可见知道对方处境的艰难。

接着说自己:“除了所有书籍几乎全部处理净光,人事变动还不怎么大,值得放心。” “三姐”(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当了‘菜农’”。“六九年随同文化部五千人到湖北咸宁乡下,在一个荒湖边大家一道开了四千亩湖田,和人民文学月刊十多熟人同住湖边一个民居家里,六七个人挤在一间黑阴阴小屋中过了一年多。冰心也曾短时期去同住。不能下湖即搞搞菜地。”

这里提到的人民文学月刊是“文革”前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而冰心则是另一位文学大家。这些人弄到乡下种菜,正说明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特点。

 “我是十一月下去的,独自住在一个相去百多里的水田富庶兼风景区。”“那里的气候热到四十五度。”“一年四季地下总不免生点白毛绿毛,雨季房中也可养点青蛙。病倒了几回,三姐总是步行二十里还坐一小时公共车来看看。有次血压升级到二百五,幸她赶来及时,转车去县里医院住了卅天,得天保佑,几乎报废又不报废了。”

接下来:“去年八月才和她一道行千里路转过丹江同住。属于文化部系统的老弱病。三姐瘦虽瘦,也老了些些,可是倒真像大家说的‘真正锻炼出来了’,成了种菜熟手。和冯雪峰同搞一片菜地。”

这里提到的冯雪峰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亦遭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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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这样形容自己的干校生活:“原在湖边时,下菜地还得走十里八里,据说还得挑粪桶过独木桥。住处也相当荒野,经常会发现二米长大蛇迎面向人昂头喷气。过丹江就简直上了‘天堂’。”“约五百人分别住,各有一间新房子,比我目前北京住处似乎还宽好些。”“一般同事年龄都比较大,多在六七十间,她(指张兆和)虽已六十二,在那里居然成了‘壮劳力’。”“我是去年冬天因医生建议让我回来治病的,怕在那里病倒来不及抢救。”

不再一一详引。信中提到的著名文化人还有李季,浩然,李学鳌,曹禺、卡之琳、李健吾、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何其芳等。特别提到了汪曾祺,“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汪曾祺因参与样板戏创作,在“文革”中幸免批斗,但他的日子同样是战战兢兢的。

应当说,沈从文的这封信信息量极大,一一解读需要相当笔墨。除了大批文化人的情况,还写了文化界现状:“只闻李季已回来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各协还将恢复。”“出了些新书,也不怎么引起读者兴趣。”“几个大而新宾馆的布置,花鸟山水民族色彩的画更占了个主要位置,还要题诗,盖图章。事实上能作像样子旧诗和写像样行草字的人恐也不会多了!”

沈从文自己呢?

“一回来就把六三年搞的几件工作接手过来,不管心脏怎么样,整天守在桌子边不动了。有一份是服装资料,有上千图已制好版,幸好没有毁去,说明约廿万字,也没毁去。若在六七月搞好改正稿上交,今年或许可印,将算是我近廿年比较有分量一本书!(注:事实上直到1981 年,才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比写此信晚了九年多。)”

又说:“只要有事可做,把别的什么通通忘了。”

信中提到的人物今天已基本做古,他们大多在上世纪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过贡献,许多人还曾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年可称得上热血青年。然而,“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被批斗,被戴上各种反动帽子,被送到干校去参加那些生产效率极低的劳动。 

 “文革”中因言获罪的事情很多。除非思想汇报,人们很少将真实想法见诸于文字。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写信人恐怕有更多不便于表达的内容。这封信能够历经磨难保存下来,足见巴金一家对它的珍重。

“文革”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这样的信件比任何理论更能说明那个时代!巴金先生生前曾多次呼喻建立“文革博物馆”,至今是一个未能实现的遗愿。

写这封信时,沈从文已“七十过头”,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他誓言:“未完待完工作还多,所以得坚决拒绝报废!”

信的落款时间是19726月,距离“四人帮”覆灭还有四年多。

那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许多与沈从文、巴金同时代的文化人没有等到那一天。他们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又看不到希望,最终选择了自杀。自杀是抗议,也是控诉,他们以放弃生命印证了所谓“革文化命”的残酷和荒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比如老舍,比如傅雷,比如翦伯赞……这些人都可称为中华现当代文化之林的大树。这同样是一种牺牲,他们的死令人痛惜。今天反思“文革”,不要忘记这些含冤而逝的生命,记住他们因何而死,并且永远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沈从文致巴金信》摘自《泥涂集》沈从文著) 

阅读《芙蓉国》:http://url.cn/WTG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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