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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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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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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文革时期的政治贱民与特权阶层(图)  

2016-08-15 06:54:05|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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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身的划分造成了社会地位的卑贱之分,由此也造成了各种不平等之后,它又被在这种不平等中获得利益的人巩固下来——那些在出身问题上的特权利益集团,必然会巩固出身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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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38) 

 

8.5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当代中国“出身等级制”的灭亡

 

在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血统论”时,还必须考察与之相对立出现的遇罗克的《出身论》。

在文化大革命的青年运动中,遇罗克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1966年12月,正当“血统论”猖狂蔓延时,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写出了针锋相对的文章《出身论》,以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方式张贴在北京一些公共场所。

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出身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他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的影响。”从这种直接的论述出发,他还更加深入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斗争,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对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提出了尖锐的、与众不同的论述。他在表述观点时的勇敢与彻底,也给人一种极端的印象。

《出身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全文刊登《出身论》的学生小报《中学文革报》更把遇罗克这个名字连同《出身论》这篇文章广泛地传播到社会上。因为它触动了“血统论”强大的势力,也附合了受“血统论”压迫的广大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利益和情绪,一时间其影响大有奇峰凸起之势。

由于《出身论》在论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的重大社会问题时所做的大胆的、带有极端意味的论述,它被中央文革认为是与“血统论”相对立的另一个异端。如果说“血统论”在右的方向上干扰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认定,《出身论》是从极“左”的方向干扰了文化大革命。听任《出身论》的思潮泛滥,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因此,对遇罗克及《出身论》实行了及时的镇压。好在他只是一个人,远没有“血统论”那样广大的政治背景,所以,对他的打击是十分迅速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公开场合指出:《《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从政治上对《出身论》做出了宣判。1968年,公安部门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为罪名,将遇罗克逮捕,并对他多次批斗、公审,于1970年3月5日对其执行死刑。

十多年后的1980年,《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被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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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思索中翻回这一页。不能不看到,出身问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社会事实之一,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刻的透视。

一,可以说,出身问题在当时就是一个“等级”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高下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阶级问题。当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说要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变为“自觉的阶级路线”时,其实它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成为了阶级路线,只不过是做了而没有明确说出而已。

阶级原本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由于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就有了阶级的划分。因为阶级的不同,就有立场的不同,这无疑是真理。当地主、富农、资本家在原来的地位中进行经济剥削时,他们是剥削阶级是毫无疑问的。

当他们被剥夺了,成为普通劳动者时,他们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无疑已是新的阶级了。至于他们怀念旧的社会,某些人在政治上的反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以新的面貌劳动生存,就应该取得新的阶级成分。是农民就是农民,是工人就是工人。

如果由于对历史的阶级判定,在新的社会劳动中加以歧视,使得他们支付同样的劳动,却不能得到与其他农民、工人同样的报酬,这种歧视的经济含义,倒使他们具备了新的阶级意义,那时,他们就可能不是剥削者,而是被剥削者了。

出身于地、富或者还包括反、坏、右家庭的子女,长期受到社会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地位的低下,还表现为在同样的劳动支出下不能得到与出身好的人同样的报酬,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已经带有新的阶级意味了。

在中国一些年的不正常社会生活中,出身问题是一个带有阶级性质的问题,是一个给相当一些人带来特权、又给相当一些人带来卑贱与不平等的重大社会存在。这是曾经对每一个中国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问题,在一些年内甚至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问题。需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透视这个中国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现象,并且对其做出新的论述。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分析中,我们看到,出身几乎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一个人政治态度的重大因素之一。只要对出身问题稍做探究,就能够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工人农民组织中某些政治差异的根源。

二,让我们看看出身问题如何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一种“等级制度”。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民主、民族革命时期,共产党内、军队内讲出身,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政治态度和出身确实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讲成分而又不惟成分,大概多少可以代表那时比较完整的“阶级路线”。我们要考察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发生的事情。

作为对民主、民族革命的直接延续,出身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依然是直接的政治问题。被剥夺的地主、富农及其他敌对分子,注定会有政治上的反对立场与情绪,他们的子女也肯定会受到影响,因此,讲究出身,在当时无疑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出身问题之所以被长期固定下来,又有其历史原因。

它首先被共产党面临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固定了下来。

因为有抗美援朝等战争,有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因为1957年反右中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因为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阶级斗争”形势,这一切无论是由国际原因造成的,还是由共产党的政策错误(例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造成的,总之,共产党始终处在不安全的感觉之中,因此,便持续地进行阶级斗争。它始终需要将地、富、反、坏还有后来的右派固定在阶级斗争对象的范围内。由此必然产生推衍和株连:出身的划分永远地将这些敌人的后代打入另册。

其次,当出身的划分造成了社会地位的卑贱之分,由此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之后,它又被在这种不平等中获得利益的人巩固下来。

出身使一些人失去了完整的、平等的权力,而使另一些人得到了超过平等权力的特殊权力,或者使某些已经获得特权的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特权。那些在出身问题上的特权利益集团,必然会巩固“出身等级制”。

再往下分析,我们看到,“出身等级制”还被特权利益集团中对文化和知识的恐惧巩固下来。

当知识更多地掌握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旧知识分子手中时,或者当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在学习上表现出某种优势时,那么,在出身上有优势而在文化知识上处劣势的特权利益倾向就尤其会强化“出身等级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出身红五类但学习不太好的学生,对那些出身不好而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表现出强烈的蔑视和欺压。知识上的劣势,强化了特权上的优越感。这种心理平衡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再往下,出身等级制还被1957年形成的阶级斗争“传统”巩固下来。阶级斗争不仅作为一个具体的情势在巩固和强化“出身等级制”,而且还变成一种当代的传统观念在固定“出身等级制”。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世袭制度的文化传统,在固定中国当代生活中的出身等级制。传统文化的力量是潜在的,又是巨大的。

三,“出身等级制”是如何逐渐破解的呢?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的需要,对出身等级制度给予了最初的冲击。当“血统论”成为阻挡文革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大障碍时,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派势力便首先展开了对“血统论”的批判。

在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出身等级制坚固的堤坝开始动摇。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很多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以及广大群众获得了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平等政治权力。在随后一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及群众无疑在继续运用自己获得的这个权力。因为这个权力得之不易,他们往往倍加珍惜。因为这个权力有可能得而复失,所以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得更勇敢。

当然,随着文化大革命发展,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已经不再需要造反派,如同他们在运动初期很快就不需要“血统论”基础上诞生的红卫兵一样。

但是,历史也很快抛弃了这些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林彪垮台了。毛泽东逝世了。江青被捕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当代逐步形成、又被固定了相当一些年的出身等级制也迅速地解体了。

因为阶级斗争理论的被否定,使得出身等级制的政治大前提消失了。因为现代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知识的优越性,任何出身等级制的歧视已经不能抹杀知识的地位了。因为改革开放政策,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从出身等级制的底层浮上来。因为与国际现代文明的接轨,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沟通使得家庭出身等级制丧失了意识形态条件。因为经济改革造成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新的机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国家色彩的出身等级制,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当时间在改革中又走过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直到今天,这个社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早已发生了各种变化,出身等级制在新的社会潮流中不仅显得面目全非,甚至有些滑稽了,所以它消亡了。

然而,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页历史,我们却要说:那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逃脱的重大社会事实。它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留下的污垢或伤痕至今还深藏在记忆之中。那个时代愚昧的耀武扬威和愚昧的怯懦恭顺更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对自己进行的灵魂的洗刷。 

 

【柯云路:学习之于生命的意义】

 

近日读作家张朗朗的一篇文章,写他在“文革”中与遇罗克的一段交往。那时他们皆因“思想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在 197035被执行枪决,张朗朗则劫后余生,先后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驻校作家、教师,现专职写作。张朗朗在文章中写到遇罗克在狱中如何艰贞不屈,这是我早已知道的,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对遇罗克一些细节的特别描述。

他们在狱中最初相遇时是1968年11月,离遇罗克遇难还有一年多时间,张朗朗发现遇罗克:“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种事物肯定‘门儿清’。他只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什么、积累些什么,只想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于是,他和遇罗克、两个志趣相投的犯人订立了一个“合同”:每次休息时间,各自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两个年轻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以这种方式将对方的知识“化为己有”。

张朗朗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给遇罗克讲的是“西方近现代美术简史”,而遇罗克给他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遇罗克讲得那么内行,术语与统计数字运用自如,让张朗朗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随后才知道,是遇罗克刚从另一个狱友那里学来的,遇罗克通过讲解来复习这部分知识。这让张朗朗一下学到了复习功课的一招。张朗朗还写到,因遇罗克是重要的“思想犯”,需要经常写“思想汇报”,于是,他们又利用这个机会将收集到的纸片编写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诗词歌赋都一一尽录其中,几个月下来,竟有三四百首了。张朗朗这样回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当然,只要有机会阅读到政治书籍,遇罗克会更集中精力地钻研、思想与批判。

这段回忆令我感叹。我对遇罗克一直心存敬意。“四人帮”垮台后,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记述了他在极端年代的不屈抗争。本世纪初我创作长篇小说《牺牲》时,将男主人公取名为“顾克”,就有向两位思想先驱(顾准和遇罗克)致敬之意。遇罗克至死都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至死都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在学习与思想,他是带着他头脑中那些宝贵的思想和知识走向刑场的,这种学习态度特别引人瞩目。

据我所知,遇罗克一进监狱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将要赴死之人,学习为着什么?或许,他还存着重获自由的一线希望,那么,他的这一切学习与思想在那有一线希望的将来可以成为“学以致用”的注释?或许,更可能的是,学习与思想已成为遇罗克生命的必需。这是兴趣的,但无疑比一般的学习兴趣更绝对。对于一些人,学习与思想是伴随终生的事情,学习与思想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面对死亡,每日不断的学习与思想,带给遇罗克坦然和勇气。 

阅读《芙蓉国》:http://url.cn/WTG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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