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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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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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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利益(图)   

2016-07-24 07:04:27|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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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斗争中,表面看来,不同的力量只是不同的思潮;揭开它们的旗帜,才能看到他们脚下踏着坚实的利益基础。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现实利益行动着。一切都可能随着利益的发展而改变。“全红总”以坦露的方式暴露了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本质上是经济的,政治只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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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36) 

 

8.3 关于“全红总”典型事件的阶级分析

 

在这里,我们还将分析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这个事件算不上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事件之一,也常常被关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所忽略,然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可以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更深刻的政治分析、经济分析及阶级分析,也可以对文化大革命整个运动的内在结构有更清楚的透视。

它就是所谓“全红总”事件。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1966年11月8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

1966年11月底-12月初,“全红总”近400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正当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及劳动部党组有关负责人汇报、请示和研究如何处置这一问题时,中央文革似乎又发现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新事物。他们在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1966年12月26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

“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

继而,大量的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的纯经济目的的行为在运动中呈现出强有力的扩张冲动。这种突出工人现实经济利益的浪潮来势凶猛,立刻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治形势及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冲击。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着很大危险性的势头,任其发展,很可能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还在一线勉强维持局面的领导成员(例如周恩来)形成了共识。

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恩来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1月以及1968年的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

“全红总”在这一系列严厉的通告面前,仍然沿着本来的自发冲动顽强地活动着。

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局:196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市卫戍区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及其他一些所谓非法组织的头头。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1967年3月2日,北京数十家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批斗“全红总”头头大会。

“全红总”的头目王振海等人当然地被法办了,这些人也很快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被遗忘。更多的革命造反派高举着似乎是纯政治的斗争旗帜,踏着“全红总”这样的“经济主义”反动组织的残骸,继续前进了。然而,这段故事却留下了分析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典型个案。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无不记得江青等人接见“全红总”代表时的讲话,这些讲话在社会上流传之后,中央文革“首长”那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纯粹的“无产阶级”色彩,在激进的学生中、更在广大的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讲话使得很多在理论上努力思考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造反派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

可以说,中央文革的这一举动在一些天内似乎给运动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共中央的声音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除了表明这种经济要求十分明确的工人造反活动如何迅速扩张、表现出它的不合理性外,同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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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这里,我们延续上一节中得到的一个思路,从双边关系的性质上、从利益的结合上分析这个事件。“全红总”最初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其实意味着中央文革作为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集团与“全红总”及其代表的社会利益形成了一个合作。

中央文革需要的是,“全红总”造刘少奇的反,造刘少奇所依据的党内“修正主义”力量的反。而他们给予“全红总”的利益,则是这种造反的特权:这些人可以进驻总工会大楼,可以发号施令,可以采取政治行动。

“全红总”这样的势力给予了中央文革所需要的造反能量的投入。当他们冲击劳动部、总工会以及各种劳动制度时,无疑加入了冲击刘少奇政治势力的斗争。而他们想要得到的造反权力,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充分地给予了他们。

然而,“全红总”们还要一些十分具体的经济利益。江青等人绝对没有看到这些要求的严重性,绝对没有想到它在一个月多的时间内对中国生产格局和政治格局形成的破坏性冲击。这里没有任何“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的是极为现实的阶级利益。

正像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进行这场大的政治革命有着十分具体的个人利益一样,“全红总”也有着非常具体的利益。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野心,而他们所代表的合同工、临时工等工人队伍,则有着完全经济性质的利益要求。这个经济利益一旦暴露出来,就远离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也远离了中央文革这个政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中央文革与“全红总”“合作”的双边关系超出了原有的限度,“全红总”被限制是必然的。当这种限制在逐步升级的过程都不能限制住“全红总”的狂烈趋势时(因为它代表的社会利益十分广大和强烈),极端的限制手段──镇压便开始了。

镇压是限制的最高手段。而包含镇压在内的限制,则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有的职能。

二,如果超越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双边关系这个范围观察整个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政治潮流中,表面看来,不同阶层的人一时间可能有着完全一样的政治口号,然而,在实际上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反对现状”。当反对现状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个主要目标上暂时一致时,可能就有了浩浩荡荡、广阔范围的统一战线。而由于统一战线内不同的队伍、不同的阵营有着各个不同的利益,广大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又是必然的。

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斗争及运动都是如此。

包括民族间的斗争及战争亦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一轮又一轮的革命中,无论是反对“黑帮”、“黑线”,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统一的旗帜下面有的是各不相同的社会利益。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现实利益行动着,一切都可能随着利益的发展而改变。

现实的利益分化与改组着一切。

三,关键是对任何社会潮流及统一战线内部利益的精确分析,包括对各种民族主义潮流的分析,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所谓思想政治革命的分析。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年代,还是那些相对而言显得平常的年代,社会总在一种潮流的状态中,不是这样的潮流,就是那样的潮流。无论是支配历史的总的潮流,还是总潮流中的某些分潮流,都是多种力量合成的统一战线,有着复杂的利益结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全部利益做出无一遗漏的分析,则是判断社会进程的必要智慧。在这方面,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政治家,都无例外。

四,我们又要探究一下毛泽东的思想了。他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在毛泽东写下这段崇高文字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全红总”所代表的某些社会势力的现实的利益要求,看到的是对这种利益要求推动起来的“全红总”这样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与镇压。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委实显得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差距甚远。

更具体地,我们联想到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与刘少奇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对立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乃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不止一次谈到取消等级制、恢复和实行供给制。这些说法因为在现实中太缺乏可行性而没有成为实际的部署。然而,它却引起我们对历史哲学的思索。

当他要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战斗时,工人阶级却提出了十分现实的经济目的。工人的全部行为,最终要从其现实的地位、现实的利益及现实提供的轨道进行。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当他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的高空时,他无视经济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当他号召社会上各种阶层、力量与他一起进行大革命时,他却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超越历史的东西。“全红总”以坦露的方式暴露了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本质上是经济的,政治只是手段。

“全红总”被打下去了,更多的革命队伍,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还是农民,还是党内的干部,当他们将自己的现实利益掩盖起来,而在光明正大的政治口号下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想必又淡忘了“全红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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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只有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深刻透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才能对什么是历史运动得出更为实在的结论。

在政治斗争中,表面看来,不同的力量只是不同的思潮;揭开它们的旗帜,才能看到他们脚下踏着坚实的利益基础。正像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看到的,当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借助林彪、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的力量时,同样是利益的双边关系。

毛泽东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自己政治斗争所需要的东西;而毛泽东也给予了他们各自所需要的东西。

林彪、江青等人要的是个人权力的扩大,地位的上升,这是这样一批党、政、军官僚的最主要利益。他们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投入制造毛泽东绝对权威和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只不过是十分现实的利益活动。

有多大的利益,就有多大的冲动。当利益以无比巨大的诱惑出现在面前时,冲动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高利润可以使资本家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

当毛泽东决定放手发动红卫兵运动时,他要借助的当然是红卫兵运动革命造反的奉献;他给予红卫兵学生的,是造反的特权。这样的双边关系,肯定有其自身的限度。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期望与要求;红卫兵有红卫兵的期望与要求。能够结合时,就出现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光辉岁月。当双方的利益冲突超出这个限度,毛泽东不能超越历史条件给予红卫兵更多的东西时,红卫兵与他的政治合作也便停止。接下来的,就是对红卫兵的“再教育”。

这一点在“全红总”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典型。

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关系,显然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他们短暂的蜜月和最后以镇压为极端表现的分裂,表明了一切相互关系的对立统一性质和限度。

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共同要求反对旧的秩序时,他们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然而,超出这种程度,当他们的要求不一致时,相互就会斗争。倘若中央文革能够把“全红总”的活动限制在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框架内,譬如不在全国煽动“经济主义歪风”,而只在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那么,无疑还会允许“全红总”的发展。在能够限制对方的情况下利用对方,这是中央文革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的必要基础。

如果再放开视野,我们看到,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也是一种双边关系。

阅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讲话,既能看到他要坚决把刘少奇这样的赫鲁晓夫搞下去的无情的一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有时也会看到他将刘少奇、邓小平保留在同志范围内处理的温和的一面。然而,毛泽东只有在对立面对自己没有威胁时,才能团结和容忍对立面;只有在能够完全限制住对方时,他才可能利用对方的力量。

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所代表的党的一线将他“架空”的印象太深刻了,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势力及社会势力太顽强了,也太危险了,他没有可能在保证自己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保留对方的某种政治存在,毛泽东最终采取了打倒刘少奇的方法。可以说,在1966年乃至1967年,全党上下表现出的各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反情绪,最终促成了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在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潮流中,不同的力量相互矛盾和对立统一地结构在一起。每个矛盾的两方面都有着相互的限制,表现为一定的界限。

在众多力量错综复杂的相互界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运动着的现状,那就是历史。 

阅读《芙蓉国》:http://url.cn/WTG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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