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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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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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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十年】揭秘红卫兵如何走上中国政坛(组图)?   

2016-04-26 08:44:45|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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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学生们在这场社会大革命中都有涉入政治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被诱发,在各种榜样的培育下会急剧膨胀起来。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说得更世俗一点,这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

【极端十年】揭秘红卫兵如何走上中国政坛(组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30)

 

7.2 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我们在上一节中对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全面发动后的两个月的发展做了最简扼的概括。这种概括比起当时丰富浩瀚的现象可能过于简单,而对于这个文本却已显得十分详尽。它是我们进行社会政治分析所必须的。我们的目光将穿透这些简单的情节,看到历史的本质。

正像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高等院校与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所讲的那样:他到了那个时候,还并不真正领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更不领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

然而,当他6月初主持党中央工作,决定派出工作组时,这一措施在当时几乎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层的支持。除了毛泽东,除了林彪、江青等人以及他们掌握的意识形态工具所发出的声音外,我们在那段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没有发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刘少奇的派工作组的决策在党内是很容易得到贯彻的。

几乎所有的省、市委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对这种方式都没有任何怀疑,当工作组与学生中的造反派发生冲突时,当工作组的权力受到挑衅、反对和破坏时,从中央到省、市委到工作组的共同思路是:这里有坏人,有右派,有反革命,需要对其进行斗争。这恰恰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集体思路。

刘少奇自然也是这个思路。他在批转中共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他还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包括她女儿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说道:“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种思路,自然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思路,也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奠定的思路。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清刘少奇企图维持的是共产党的集体利益和党在十二年前就形成的政治斗争传统,同时也看清了毛泽东在1957年领导反右斗争时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最起码代表了他们整体的情绪和愿望,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反右斗争后获得更高的威望。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代表党的整体利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十年后成为刘少奇等人的政治路线。

现在,毛泽东却要反对这个政治“传统”了。

如果说在十年前的反右斗争中,他对待右派知识分子的斗争路线是维护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和权力所需要的,今天,他恰恰要对这个党的组织和权力本身进行革命。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从1957年-1966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的毛泽东何以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斗争方向?当学生起来反对党委、反对上级党派出的工作组时,何以换成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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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十分显然的──

第一,右派已经在1957年被打倒了,当前上升的矛盾是,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毛泽东对整个政治斗争策略的重新制定。

第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学生,都是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造反派中很多人出身于工人、农民或革命干部家庭,他们的政治立场与1957年右派是不同的。

第三,与校党委、工作组斗争的这一代大学生还特别是被毛泽东这两年关于无产阶级要在思想政治领域内继续革命的思想灌输起来的,他们的政治倾向无疑带有这样一个大背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蓝图,成为他们深入血液的思想纲领。

第四,多年培养和形成的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崇拜,在这一代大、中学生中形成了一种“革命”的狂热。这是毛泽东自觉看到了的,又是刘少奇没有自觉意识到的。

正是这一切,使毛泽东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立场,做出了支持学生造反的举动。在他眼里,今天的学生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整个党组织,不但不是反革命,恰恰是革命的,只要他们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就理应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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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要深刻分析就会发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投入造反的学生不仅具有上述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因人而异有着其他各种思潮根源。只要我们多少解剖一下那时学生投入造反运动的具体个案,就能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促使当时的大、中学生投入造反、革命运动的思潮,还有对各级领导干部特权的反对。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的子弟,这一点尤其成为这批人的内在政治动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各级领导包括校领导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对于大多数工农子弟而言,都是被掩在帷幕后面的。当文化大革命把帷幕揭开之后,他们对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特权现象,都有着极大的攻击性。这也是早期斗“黑帮”过程中,所谓“黑帮”生活“腐化”的罪恶最能够激励大批判仇恨的原因。

第二,在中国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国度里,大学生普遍容易感染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还非常巧妙地和各种极端的革命口号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第三,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和旧有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现代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学生与各种现成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必然的,当一切行为都以革命的方式展开之后,对旧的教育制度的不满情绪(哪怕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满情绪)也会成为学生对整个现有秩序造反的动因。

我们在早期的学生运动中看到:往往学习成绩好、受学校和老师重用的学生,运动早期倾向于保守;而那些成绩不好或不太好,又与学校领导及老师存在过矛盾的学生,特别容易成为激进的造反派。

第四,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现象,也是近代史上各种学生运动都难免包含的现象,那就是青春期的狂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点在中学生中特别明显。

这种青春期的狂放,表现为对一切禁忌的突破,表现为停课闹革命之后的欢乐,表现为摆脱了一切限制及束缚,走南闯北、四海串连的解放和喜悦。这是青春的力量。人类社会从来都将这种力量置于一定的规范中,使其有节制地表现和释放。青春的力量一方面有很大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破坏性。

当中学生们将教室的门窗玻璃打碎,将课桌座椅一举破坏,不再需要背诵枯燥的课本,不必应付令人头痛的考试,大串连,斗黑帮,放言高论,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一种多么盛大的节日般的解放!而在革命高潮过去以后,又能无拘无束地谈恋爱,这一切确实表明文化大革命借助了社会上的各种能量。旧的秩序崩溃了,被秩序所禁锢的各种不安分的能量就会汇集到“革命”潮流中。

第五,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的造反并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目标十分明确、革命性质十分明确的行动。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学校同时存在的多个造反组织,他们在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却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不过表明年轻的学生们在这场社会大革命中都有涉入政治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被诱发,在各种榜样的培育下会急剧膨胀起来。

姚文元、戚本禹的飞黄腾达,聂元梓、蒯大富的飞黄腾达,都使他们深受刺激。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说得更世俗一点,这样一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

对于学生们以上的“革命”动因,1957年的毛泽东肯定要实行镇压的。而1966年的毛泽东不仅没有镇压(暂时),并且要尽可能地借用。

当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之后,学生运动中不可收拾的无政府倾向及青春期的狂放倾向成为建立新秩序的破坏性因素时,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用了各种有力的手法来管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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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1966年6月-7月,毛泽东显然并没有看清这一切,在政治的“蜜月”中,他同样被学生们高呼万岁的激情与热泪所迷惑。好在这种迷惑并不妨碍他此时与将来的政治行动。有时看不清事物的全貌反而有助于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同盟军一阶段一阶段变化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此刻要做的是,依靠学生的力量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他知道,除了林彪、中央文革等少数左派之外,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会反对派工作组这样的传统思路,很多中央及国务院的干部也都卷入了派工作组管理下面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之中。然而,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毛泽东有力量扭转这个在1957年就开始形成的党的既成“传统”。因为他已经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潮流;已经有了对彭、罗、陆、杨做出政治处理的成果;已经有了向党内走资派以及赫鲁晓夫式人物开展阶级斗争的《五·一六通知》;已经有了林彪这样执掌军权的人作为坚定的同盟;通过陈伯达、江青等人,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大权,并把全国的报刊、电台都变成了自己的喉舌。

他现在开始用新的方式重谈“相信群众”的观点,作为相信群众的最时下的运用,那就是:反动派才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无好下场!面对全社会,面对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及广大的家庭背景,这个声音无隙可击。

最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这个“传统”,而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还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他本人握有巨大的权力。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声势,但是在他从武汉回到北京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力量,无论是来自于群众,还是来自于林彪、中央文革,都不足以对抗刘少奇路线的政治力量。一旦毛泽东将他的力量放在政治的天平上,形势便发生急剧的变化。

毛泽东的力量毕竟太大了。

阅读《芙蓉国》:http://url.cn/WTG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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