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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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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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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十年】刘少奇邓小平是如何激怒毛泽东的(图)?   

2016-02-02 05:48:14|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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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以极高的职业政治家的忠诚力图设计和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然而,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们就像商品经济一样,顽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极端十年】刘少奇邓小平是如何激怒毛泽东的(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4.5 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路线

 

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走出了属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是真正将商品经济的必然发展阶段容纳在自己体系之内的社会主义。这是尊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

当邓小平揭开这个改革阶段时,不仅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现在,也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过去。应该说,这条改革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是被刘少奇、邓小平越来越清楚地表述出来的。

剖析这条路线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基础,显得单纯得多。

作为共产党人,刘少奇、邓小平原本和毛泽东一样,都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处于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受着苏联模式的指导和影响,对于最初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概在态度上和毛泽东是基本上一致的。

然而,出发时似乎一致,行进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分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之所以他们能率先感受到这一点,原因是很简单的:

第一,由于个人思想渊源、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造成的对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敏感性及务实性。

刘少奇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曾主管过城市的地下党工作,本人的家庭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社会阶层有较多的直接联系。邓小平年轻时曾赴欧留学。他们这些个人性的历史及文化知识结构,是有别于毛泽东这样从农村土生土长又从农民战争、武装斗争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领导人的。 

第二,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单纯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批经济务实主义者大多是在第一线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他们更多地直接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生产各部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包括更多地面对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更多地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党派。他们更直接感受到价值规律潜在的力量。

在理论上,他们或许并没有自觉到认清商品经济有其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价值规律总会透过各种垄断乃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表现出顽强的力量,然而,他们却在具体的政策中、操作中感受着一切,又接收着一切。

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共产党,而在于要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共产党。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主义,而在于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还是现实的?

他们同样以极高的职业政治家的忠诚力图设计和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然而,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们就像商品经济一样,顽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大胆表现不过注释了商品经济的必然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他们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

这几朵带刺的玫瑰花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潮流中,曾被冲刷得七零八落,但仍不时探出潮流,露出警醒的一笑。那时也许他们未必知道,旧的潮流落尽,新的潮流属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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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文革”小说代表作《芙蓉国》节选~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词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

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党章》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阅读《芙蓉国》:http://t.cn/RP5xo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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