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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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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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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牵头作者的戏剧人生(图)   

2016-11-01 08:08:47|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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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刚刚通过的第二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找到聂元梓,鼓动他们起来造陆平及北京大学党委的反,同时给了他们足够有恃无恐的支持背景。

柯云路: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牵头作者的戏剧人生(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摘自柯云路长篇小说《芙蓉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武克勤越来越理解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是这样。一旦斗起来,必定十分残酷。

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被工作组中途制止了。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对全场数万人指出,这种批斗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阶级敌人钻到我们队伍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晚上工作组对全校师生宣布:下午的批判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今天上午得到可靠消息,工作组已经做出明确结论:昨天的批斗大会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武克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不高的个子,不胖的身材,加上一双平平常常的布底鞋,在房间里走动时显不出什么分量,那是魁梧高大的男人才有的气派。她的分量就在这平平常常的走动中,她正在进行重大的思索。她站住了,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想到自己毕竟是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名震遐迩的人物,这给了她一个很有分量的自我感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分量之后,没有什么重量的脚步尤其显出含威不露的自信来。她背着手凝视着窗外的夜景,灯光朦胧,多少显出了夜晚大学教职员工宿舍区的宁静,远远望去,婆娑树影的后面,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一片灯火通明,那里的大字报区一定还是人山人海,临时搭就的大字报篷早已拉起了成串的电灯,隔着很远的距离还隐隐传来嗡嗡喧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背手而立的姿态很首长气,自从一炮打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之后,自己越来越多地背手而站了,她嘲讽地笑了笑自己,将两手叉在腰上停了片刻,发现这个俯瞰夜景的姿势也是新的,就又嘲讽地露出一丝微笑。

当前的事态虽然比较严重,她却不感到太紧张,因为她多少有些有恃无恐。

她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幅刚刚裱好的条幅,苍劲的笔墨写着两个字:“多思”。像是两块怪石峥嵘地立在云雾中,下面的落款是“康生左手”。这是她通过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刚刚要来的墨宝,这一要墨宝的行为是最妥当的效忠。她能够从北清大学多年受校党委压制的境遇中一举翻身,成为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都和这位中央文革的顾问有关。是他派人找到她,鼓励她点燃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之火。

她坐到写字台旁再三思索后,拨通了康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声,一听就是曹轶欧,她在电话中显得极为亲热。武克勤将北清大学的运动做了简单汇报,曹轶欧在电话中十分关照地说:“克勤同志,你直接向康生同志汇报吧,我这就叫他亲自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康生略有些浑浊和低哑的声音。武克勤首先表达了对首长赠送条幅的感激之情,康生在电话中说:“那不过是让你多思嘛。”武克勤深知讲话不可冗长,她立刻将北清大学的运动发展做了极为简扼的汇报。康生显然很注意地问清楚了工作组对批斗大会的全部反应和决定:“情况我知道了,你要稳住,要多思。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出的,中央内部有些情况我不便和你多说,毛主席还在外地,有关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会随时向他汇报。你还可以打电话给伯达同志,向他汇报一下有关情况,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电话打完了,武克勤久久地凝视着“多思”的条幅,苍劲的墨迹让她联想起一幅“钟馗打鬼”的年画。

她思索了好一会儿,又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

在电话拨通的一瞬间她想到,自己居然有了和康生、陈伯达这些重要的上层人物直接通话的资格,真是今非昔比。陈伯达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不容易听懂,然而她照样没有漏听一个字。陈伯达的话很简单:北清大学工作组的报告已于昨天连夜送到中央,中央已经有了批示。报告他也看到了,中央的批示会对工作组和全校师生传达。陈伯达最后说:“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性质确实是严重的。”武克勤把电话放下了。如果说康生的电话给了她某种得到偏袒的安慰,陈伯达严肃谨慎甚至稍有些不耐烦的口气则让她感到前途叵测。对于中国的上层她大多还是暧昧不清的,只能根据最有限的线索猜测和判断局势。瞎子摸象的典故不禁在心头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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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穿着拖鞋,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摇着蒲扇慢慢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他用蒲扇轻轻拍打着大腿,问:“给康生同志、伯达同志打过电话了?”丈夫叫陆丈夫,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当丈夫的名字,但他此刻穿着小背心短裤衩,露着瘦骨嶙峋的细腿和胳膊,顶着一副很大的白框眼镜,尤其显出颧骨凸起两颊凹陷,毫无大丈夫气。武克勤看了看丈夫瘦得露筋的脖子和塌瘪的胸脯,稍有些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打过了。”陆丈夫在对面的竹椅上咯吱咯吱响地坐下了,伸展着两条瘦长腿,接着又问:“情况怎么样?”武克勤垂着眼将写字台上的书本纸张收拾了一下,说道:“不明朗。”陆丈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问:“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武克勤并不情愿说,因为丈夫是没有资格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这种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的管辖下工作时,做妻子的感觉并不好。而做丈夫的这种处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出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

屋子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腿,一边把腿伸直并拢,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思索着。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子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头说道:“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子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紧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深刻见解:“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点注意,她瞟了陆丈夫一眼,陆丈夫立刻受到一点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性,这个阶段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陆丈夫尽可能坚强地抓住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着:“当然,一些大革命也有从始到终都坚持胜利的人物和力量。”

武克勤稍含不屑地问道:“谁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从始至终坚持胜利的人?”陆丈夫扶了一下眼镜,摸了摸凹陷的两颊:“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和很多大革命一样,风云人物此起彼伏。”武克勤问:“那有没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陆丈夫说:“在中国,只有一种人物或者说只有一个人物从始至终都会胜利。”武克勤问:“谁?”陆丈夫回答:“毛泽东。”武克勤把眼前的一摞材料拨到一边:“那还用你说?”陆丈夫说:“所以,你的策略就是永远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和永远胜利的人站在一起,你就能够永远胜利。”武克勤瞟了丈夫一眼:“谈何容易?”陆丈夫说:“作为这个策略的派生原则就是,你要永远和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的人站在一起。”

对方的话多少引起了她的一点尊重,或者说多少淡化了她对丈夫根深蒂固的成见。多年来,她对丈夫的冷蔑不断增长,夫妻关系之所以维系下来,除了有种种环境、惯性及社会舆论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难被他人觉察的原因,那就是陆丈夫时而还能有一些引起她注意的言论。

陆丈夫接着说:“所以,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搞清楚谁是真正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而且是从始至终和他站在一起的。”武克勤问:“那现在的情况呢?”陆丈夫终于显出挺拔和振作来,他站起身说道:“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还有,陈伯达、康生与中央的其他领导相比,谁离毛主席更近?”武克勤说:“现在中央是刘少奇主持工作。从运动开始以来的迹象看,康生、陈伯达当然比刘少奇离毛主席更近。至于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他们俩今天在电话中的态度有差别。”陆丈夫一伸拿着蒲扇的细长手臂,指着武克勤煞有介事地说道:“凡是看得清的时候,就要最大限度地投入;凡是看不清的时候,你宁肯退在后面。”为了加重语气,他的蒲扇像把刀一样挥舞着,切割着夏日炎热的空气。他难得争到这样的好气氛,他要抓住话头,滔滔不绝地发挥下去。他要争取为妻子出谋划策的资格与权力:“你要和昨天的批斗大会尽可能保持距离。你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你已经和毛主席站到了一起,轻易不要伤了自己的老本。”

武克勤脸上现出思索的神情,这让陆丈夫感到特别舒畅。他只能通过不间断的精辟论断牵引妻子的注意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大量地读报纸,听社论,看大字报,翻历史,他渴望成为武克勤的军师。他正要接着讲下去,女儿陆文琳与她并不曾公开的男友江小才来了。

武克勤看着比自己高出多半头的女儿,平和地问:“学校里都有什么议论和动向?”陆文琳拉着江小才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不停地眨着眼:“我觉得批判黑帮及反动学术权威,大方向肯定没错,但是带钢牌子、打人肯定不应该。”武克勤又问:“这是不是保守派的说法?”陆文琳说:“我和江小才都是造反派,我就不同意打人。钢牌子据说有二十来斤,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谁受得了?”她捅了捅身旁的江小才:“李浩然教授不是心脏病发作了吗?”

武克勤与陆丈夫交换了一下目光。

陆丈夫看着两个年轻人问道:“昨天没死人吧?”陆文琳摇了摇头:“那倒还没听说。”陆丈夫转头对武克勤说:“那就不算什么。任何大革命都难免有些过头行为,政治家用不着有什么妇人之仁。”他的话此刻无疑有一点分量。

武克勤正陷入与康生、陈伯达通电话的恍惚回忆中,这时冷静地一笑:“让革命造反派自己去总结经验教训,该谁做出牺牲,就让谁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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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出炉内幕】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

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这个简称“中央文革”的机构人数不多,却权力极大,其核心成员是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后来还有姚文元。摆在他们面前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们是毛泽东真正依靠的左派,他们必须为毛泽东打开一个局面。

如果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推进造成了足够的起势,那么,现在就是如何借势继续做文章,使其势获得发展的问题。

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有其力量对比,而所有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又是在矛盾各方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变化的。

就像棋局一样。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仅在于子力,不仅在于这些子力之间的联系构成的阵势,也不仅在于双方子力阵势的相互关系,还在于如何运动子力,抓住时机作战,最终扩大自己对敌斗争的优势。有时候一个精彩的、机智的、阴险的方案,常常会极大地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置对方于死地。

也许是对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有了相当的经验,也可能受到借批判《海瑞罢官》实现政治突破的启示,“中央文革”要寻找类似的题目作文章,还要继续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地进行发动。

关键的问题是选择好题目。就像批判《海瑞罢官》一样,题目选得准,就有了一切。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最敏感点,历来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而且现在就有一个非常便于作的文章题目。

由于1963年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形成的种种矛盾与分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面前有一个对立面,这就是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以及哲学系的一些人。当聂元梓等人与陆平发生冲突时,彭真曾经是陆平的后台。现在,彭真已经垮台了,那么,从聂元梓出发,包含着一篇极为现成的好文章。

5月17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刚刚通过的第二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避开陆平及北京大学党委,找到聂元梓。宗旨自然是明确的,鼓动他们起来造陆平等人的反,同时给了他们足够有恃无恐的支持背景。

5月25日,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赫然张贴出来。

这一行为立刻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这张以北大校党委以及北京市委大学部为进攻目标的大字报,自然受到北京大学党委的反对。在北大党委的组织下,很快张贴出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形成北京大学内大字报的海洋。

就在聂元梓等人承受着巨大的、几乎难以抗拒的压力时,康生将大字报的底稿直接给了远在杭州的毛泽东。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接管了《人民日报》的全部权力。

6月1日,在他的安排审定下,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全国兴起,全中国即将出现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局面。”

当天中午,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刻在大字报上做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对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高昂的斗争口号:“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正是从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公布开始,文化大革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起来了。

【阅读《芙蓉国》:http://url.cn/WTG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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