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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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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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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十年】毛泽东1966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图)  

2016-01-29 08:05:35|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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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5月7日)发出《五·七指示》,这个指示实际上是对林彪给他送去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体现,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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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4.4【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断地重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个主要矛盾。现在看来,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就客观实际而言,这个矛盾确实以其最主要的力量支配了当时以及随后相当一些年的中国社会生活。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在统领中国社会的运动。只不过对这个矛盾两方面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要做出如前所说的新的注释。

为了进一步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这极端十年的全部历史原因,我们特别有必要对两条斗争了几十年的路线做出更全面的、寻根探源的剖析。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领导并推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主流路线,它的统治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崩溃才告结束。它何以能在中国当代史上统治二十多年,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这绝非毛泽东个人的力量,而是一个历史潮流的力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毛泽东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革命的、不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社会主义路线来源于哪些历史条件:

一,正像我们前面论述到的,毛泽东的这条社会主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隔着巨大的时间差,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面对急需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及规范下,必然出现的一条路线。

对于最初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几乎没有第二种选择。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最初时期接受了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后,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是有着巨大的必然性。对于这一点,任何纸上谈兵的非议都与历史无关。

二,当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国家全部重要资源和仅有的一些工业的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然表现为在所有制领域内的不断革命、不断进取和不断占领。

这种将整个社会经济成分越来越集中地掌握在自己领导下的趋势,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无疑成为本能的冲动。而它巨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动员群众的能力,使它尤其趋向于运用政治号令经济的手法,运用国家行为、集中领导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它并不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自己的最高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更加强化了它在生产关系中的革命。

三,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因为处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始终不息的尖锐对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不会有从西方资本主义吸取资金的奢望,而且永远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威胁相对抗的紧张军事、政治状态。这种准战时状态和半战时状态尤其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显示出政治上的紧张度,权力上的高强集中性。

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的特别巨大的外部情势。这个情势始终证明着毛泽东路线的必要性,也加强着毛泽东路线的政治优势。

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苏联率先感染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的位移。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矛盾。

主要是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发展为国家之间关系的矛盾状态。这时,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及威胁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尤其高扬起反帝、反修、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的一些年中,与苏联的对抗,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所依据的外部条件之一。

在我们随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和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根源之一。

五,涉及到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更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剖析。首先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有独钟。他的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化,确实是他与中国农民联手创造的一个理想国。

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5月7日)发出的重要的《五·七指示》。这个指示实际上是对林彪给他送去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一封回信。

这封回信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体现,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蓝图。信的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极端十年】毛泽东1966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这封信极为重要,是我们剖析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文本。

这个文本不仅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而且于同年8月1日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中摘要公布。这篇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还进一步发挥了《五·七指示》的思想。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在这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纲领轮廓非常鲜明:

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进行政治思想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第二,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

第三,缩小工农、城乡、体脑差别,乃至消灭各种差别。

第四,在分配上实行大体上的平均主义。

第五,一个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而全的桃花源式的社会。

这是一个毛泽东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从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这种企图超越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而达到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国,与中国著名的文化人陶渊明的理想一脉相承。

这是一种农民的社会主义,是古来自然经济中农民的理想国,也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的空想共产主义,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众文化中产生,反过来又极容易感召民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对这一点做出了有力的注释。

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就其本质上讲,是一条限制、抵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必然发展阶段的路线。这个貌似革命的乌托邦,其实在经济上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纲领。

六,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依据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大量能量。

关于这一点,在《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这种平均主义观念既是自然经济下农民的观念,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输入给统治者的统治策略观念。毛泽东将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远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患不均”的观念超越巨大的时间差来了个合二为一。

毛泽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地将全社会的经济、政治归于国家,而将国家归于越来越集中的领导,造成最为集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倡导平等,恐惧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不安。他对两极分化的高度敏感与警觉,以极为典型的方式注释了“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法则。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中,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口号,以天才的方式嫁接在一起,形成了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观。

商品经济是制造差别的,竞争以及竞争所争得的差别是商品经济的生命力。毛泽东对任何贫富差别的恐惧,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之一。仅就这一传统文化而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对商品经济的倾向。

我们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还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所昭示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既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说到底,是执行商品经济对现状的批判。

七,这样,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反经济的,反生产力发展的。毛泽东这一路线的来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布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对于中国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度,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众中存在着与《五·七指示》广泛共鸣的思潮。这也正是毛泽东路线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总能够在党内、在全国占上风的社会原因。

当他把城乡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都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提出来并予以进攻时,绝大多数民众一呼而应,顿时形成对少数稍稍露富者进行斗争的狂潮。毛泽东利用当下社会的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阶级斗争形势,总是无往而不胜,威慑全党,威慑全国。这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借之一。

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形成了像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专事政治思想斗争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

他们是运用民众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平均主义思潮在党内维护和扩大自己特有官僚权力的意识形态斗争集团。这个集团在理论上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鼓噪者,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幌子,企图在一个经济贫困、民众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里建造自己别样专制的官僚统治。

如果说毛泽东本人还有很多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及艺术家的浪漫,那么,这个专事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政治集团,却以他们残忍的行为方式及心理本能,注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专制的路线。

【阅读《芙蓉国》:http://t.cn/RP5xo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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