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日志

 
 
关于我

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网易考拉推荐

【极端十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因为晚年昏聩(图)   

2014-11-19 06:55:31|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这个给中国生产力发展造成巨大损失的社会大动乱,毛泽东自然有他的责任。然而,将此说成是由于他“晚年昏聩”所致,又绝对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为。从他的角度和思想出发,可以看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由。只不过这个理由就历史而言,还要重新审定

【极端十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因为晚年昏聩(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为 

(1962年-1965年) 

 

一 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成因的分析逐渐逼近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时,特别有必要使我们政治斗争的眼光越来越开阔与深刻。

首先,我们将看到,作为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有着国际和国内多方面的背景。

就国际而言,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就国内而言,这场政治斗争是各种力量的汇集,各种矛盾的交叉。

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又各自依据于它们深厚的利益基础;它们与国际上的不同力量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也与广泛的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各自表现出相应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方方面面的力量、矛盾和因素,我们都应该一览无余。

其次,我们还应该明确,一场社会政治斗争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叙述中的相对方便。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把握。

不同的政治力量与不同的矛盾在斗争的演化中此起彼伏,有着无比生动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瞬息万变的格局的变化,我们的概括必须紧随这种变化。深刻的结论应该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地形成着、修正着、深化着,绝不要轻易停留在一时一刻的发现上。

这样,再其次,我们就势必又会提到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

一个严肃的思想文本,总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艰辛地寻找必然性,把一条条铁链似的逻辑发现出来,条理清楚地挂在世人面前。而那些文学性的历史记载,总在捕捉各种生动的偶然性,他们不关心那些令人敬畏的必然性,只希望在生动的偶然性中找到别致的趣味。

然而今天,我们严肃的思想却试图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地掌握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由大及小的层层必然性,包括生产力将冲破各种各样的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根本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将不放过历史进程中任何重大的偶然性因素。

例如,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江青。可以说,这一类人物的产生是必然的,但这一类人物的代表以毛泽东夫人的面貌出现,或许有某种偶然性。江青这一类人有必然性,江青这一个人却有偶然性。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带有偶然性质的江青的存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所谓时机经常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很多时机都带有偶然性的色彩。从历史哲学而言,一切现象都是偶然性的。历史规律这个必然性存在于历史现象这个偶然性之中。

每一个政治家都绝不错过对他们有利的偶然性。至于这里包含着什么必然性,那是三思而后得的东西。我们描绘这场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要尽可能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再其次,还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这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时,作为对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矛盾和斗争的描述与剖析,一定不要忘记透视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的政治较量是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在历史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处心积虑地行为着。当我们将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行为及其依据的背景、环境掌握之后,对他们的行为、意识形态特征及策略、动机,也都能入木三分地掌握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刻、中肯的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任何历史描述做出我们的结论:当我们准确道出了一段历史中各种代表人物的行为逻辑及其背景基础时,我们就近乎把握了这段历史的最大真实。

这样做绝非容易。

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他人从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要了解一段重大历史中的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更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对一段历史中那些特别重要的人物,如果缺乏正确的把握,哪怕对其中一两个人物把握有偏差,对那段历史的概括就将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用一个我们刚才用过的方式就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人物倘若有一两个偏离了原有的背景环境与思想行为逻辑,历史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偏离了人物,就是篡改了历史。

在这方面,我们不可有任何主观主义的偏见,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无论我们有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多么独到的思想,都要放下执著,做一个面对历史万分虚心的人。我们进入历史的思维,而不是让历史来注释我们的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在一个完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中产生和进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过程。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格局。这是一个始终在变化中的格局。

千万不可纸上谈兵,将其简单化。 

【柯云路最新政治军事历史小说】 

【《曹操与献帝》:http://t.cn/8FtDKzy

【极端十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因为晚年昏聩(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二 焦点聚向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这个给中国生产力发展造成巨大损失的社会大动乱,毛泽东自然有他的责任。然而,将此说成是由于他晚年昏聩所致,又绝对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为。从他的角度和思想出发,可以看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由。只不过这个理由就历史而言,还要重新审定。

在这里,有必要把我们的描述在历史的时间表上停顿一下,对1962年发生的事情再做一点回顾。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两个性质上有较大差别的会议。可以说,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的变化中,包含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重要线索。

七千人大会总体上是一个宽松的大会,民主集中制的大会,这次会议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了比较主要的位置;而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会。那么,在两个大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在第三章所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一方面,在1962年的上半年,中国的农业形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显示出了从经济困难中摆脱出来的趋势。这无疑为毛泽东开展新一轮政治思想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当人民要吃饭的问题不那么紧迫了,政治上的考虑才能从经济的困顿中脱颖而出。这是1962年夏季来临时,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也并非是人民一有饭吃了,就想搞阶级斗争运动,他的全部政治部署都有其必要的情势。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1962年整个上半年中,一直有着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种种舆论与动向。这足以引起全党和毛泽东的警觉。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以及其他敌对势力这时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蠢蠢欲动”。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政策失误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为共产党旧有的敌人提供了一线希望。而他们的全部活动,势必成为毛泽东在全党拧紧阶级斗争之弦的依据之一。

八届十中全会前夕,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开门见山讲出这样的话:“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廿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在这里,国内的阶级斗争无疑带有了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性质。只要蒋介石有反攻大陆的嚣张,毛泽东拧紧阶级斗争之弦,就有了全党都必然认可的合理性。

毛泽东历来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最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他最看重的还是中国大陆上正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他对已经被打倒的地主、富农虽然在其阶级斗争理论中常常率先提到,然而,他常常又并不把他们放在主要的位置。

毛泽东在这时看到的最主要的威胁,恰恰是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中国围绕着经济务实主义路线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动向。他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考察一下上面提到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于1962年8月9日召开的会议,是同年9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政治思想准备。正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路线的全部依据。

他讲道:“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

这段讲话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对于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的头等警觉。对任何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的产生,都会触动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都是毛泽东视野中带有最严重性质的阶级斗争动向。根据对客观情况的梳理,他已经把这种动向和党内的斗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联系在了一起。

他在会议上这样讲,“党员的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好的坏人,实际不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做分析。”

在这段讲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置疑和警觉。

当毛泽东将社会上贫富差别、两极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作为阶级斗争的重大事实与党内矛盾联系起来时,他日益警惕和抓住的是,这一切在党内上层的反映。

他在会上严厉指出:“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的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毛泽东还用更加提纲挈领的严重口气讲道,“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所勾勒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的“阶级斗争”、特别与上层的“阶级斗争”连成一体的图画。这实际上已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再联系我们曾经引用并分析过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联系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展露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就更能看清楚毛泽东在这里所论述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什么样的性质。这确实是他要批判和反对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

正是在这些讲话中我们看到,1962年在中国社会以及党内发生的许多经济政策的变动,从根本上是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相对立的。这确实是毛泽东从其思想基础上要加以反对的。

毛泽东总是将那些经济务实主义的政策与社会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联系在一起,并把它定义为“资本主义”;他也总是扮演一个考虑大多数贫苦民众利益并维持社会平均主义状态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还显露出他与整个经济管理部门之间别样性质的矛盾。他讲道:“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影响,商业部应当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利于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他要批评的恰恰是某些部门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不考虑农民利益的倾向。当然,这依然和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立统一的两方面倾向。

一方面,他的革命路线本身是追求集中领导的,是要把全社会的经济都纳入政治统治之中的;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记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这里反映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社会框架。对于任何经济职能部门的集中性权力,他都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而对这些职能部门的权力偏离以他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中心的任何分散倾向,他又予以极力的反对。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他理想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是:每个民众成员都是又能做工、又能务农、又能做文化、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一种平均的生活水平状态中,超越各种压迫他们的集中领导,直接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挥。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体现了这种社会政治蓝图:一方面,相对于现代经济生活所需要的秩序与权力,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思想及领导上又绝对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这里不仅有农民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陶渊明式的理想国倾向,还有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文化的表现。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道:“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央各部门特别是主管经济的部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与抨击。这种不信任与抨击表明,毛泽东正在一步步形成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感受到的一切。

而这一切又与国际上重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这里不仅是帝国主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修正主义问题。中国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之间的矛盾,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两国关系方面,日益尖锐。

1959年9月,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赫鲁晓夫支持了印度的尼赫鲁,对中国进行了攻击,塔斯社发表了相关的声明。后来,在中国的国庆十周年宴会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又对中国有所批评。随后,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了一场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以后,中苏两党的会议,八十一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还有华沙会议,都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中的尖锐冲突。

这种国际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然与毛泽东反对党内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毛泽东在随后的历史中逐渐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和锋芒也指向了党内。这是我们在随后的历史剖析中理解文化大革命逐步酝酿和诞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过程。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这无疑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口号越来越接近了。 

【柯云路最新政治军事历史小说】 

【《曹操与献帝》:http://t.cn/8FtDKzy

【极端十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因为晚年昏聩(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曹操与献帝》书评】一向擅长以大手笔写政治小说的柯云路,每一部新书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曹操与献帝》的整体布局可以用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形容,情节一环紧扣一环,复杂多变,险象丛生,惊心动魄,正是战争小说吸引读者的特点。但此书不拘泥于一般战争小说惊险刺激场面的描写,在人物的刻画和故事的梳理上却是细致入微,周到恰当。书中运用到《易经》、《诗经》、中医等等中国文化的章节,更彰显出作者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而在人物的造型表述中,又可见作者磊落、坦荡的的一面。柯云路的作品最让人喜爱的,就是全篇充满正气。
  评论这张
 
阅读(1263)| 评论(14)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