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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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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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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十年18】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崇拜毛泽东(图)?   

2013-10-15 05:57:48|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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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对君、父权威的尊崇和崇拜,是政治模式,又是心理模式。这种模式积淀在文化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中,被代代相传的文化延续着。这个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翻动起来,进行了一次充分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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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第七章 文革学生运动中最初显露的社会结构

 (本文接上一篇博文) 


五 文革中个人崇拜的社会学、文化学分析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说领袖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与世界上一切最狂热的宗教领袖崇拜相比,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毛泽东1966716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的消息于725日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席卷全国各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愿,那种无限信赖、无限幸福的激动场面,典型地表现出了那一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疯狂到什么程度。

1966818日,天安门前百万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关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提法在全国民众中形成振臂高呼的回应。当“四个伟大”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狂热覆盖中国大江南北时,不过再度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何种炽热的程度。

《毛泽东选集》的发行,成为中国最大的事情。十亿人口的国家,一户一套,甚至一户几套。1964年曾经在军队率先发行的毛泽东语录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遍布中国。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纪念像章数以几十亿地生产,曾一度造成军工用铝的危机。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挥毛主席语录本,口喊毛主席万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时尚。

文化大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这种个人崇拜。所有的政治分析家都能够看清楚,毛泽东得以发动和推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就是民众中存在的这种领袖崇拜。

领袖崇拜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宣传造成的。当一个将舆论手段完全集中于自己手中、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有意识地宣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时,大规模的舆论确实能够产生非凡的效果。

然而,任何宣传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不仅体现在效果上,也体现在动机上。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达到的巅峰,有着特别深刻的原因。在那些深刻的原因消失之后,即使动用任何集中的舆论进行类似的操作,都将无法再版那种程度的个人崇拜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社会学、文化学中找到分析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的基本思路,对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的原因做出完整的概括。

一,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政治的需要,是当时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运动的需要。这种需要绝非只是理论上的演绎,而是一个被强烈的社会生活予以注释的重大结论。

《解放军报》于196667日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这样讲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这段论述是从林彪的讲话中演变过来的。正是这个政治性极强的个人崇拜,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面对广大文化程度不高的解放军士兵,面对同样文化程度不高的全国广大民众,政治化地树立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远比复杂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斗争的理由简单得多,也有力得多。

当政治化地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之后,以一应万,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全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全党、全军以及全民排除了各种对文化大革命的疑惑,在行动中绝对服从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不抓住这一舆论造势上的中心环节,文化大革命是难以进行的。

二,从毛泽东本人来讲,这还是推行其理想的(也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蓝图的需要。

在他的理想蓝图中,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能工、能农、能文化、能打仗、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多面手。整个社会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中,生活在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小团体中。这种排除商品经济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权威的社会,需要全民直接地接受一种思想的领导,当然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毛泽东接受并有意识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是有多种社会性原因的。因此,他虽然热衷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但当崇拜大大超出他需要的限度时,也会“讨嫌”。

三,与文化大革命整个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的,是林彪、江青这个极左政治势力的需要。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政治新贵,只有借助制造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制造最狂热的个人崇拜,才能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深知文化大革命面对的对立面有着巨大的势力,更深知他们作为个人面对的对立面有着巨大的势力,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借助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借助对毛泽东崇拜,才能够保护自己,为自己全部极端的政治行为提供合理性。

正因为如此,林彪、江青等人无不在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中做出极端的表现。高举领袖崇拜的大旗,他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造反派势力的政治需要。

无论造反派们的行动由哪些原因造成,只要他们进入了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乃至反对省委、市委、中央各部委的政治斗争中,便都需要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作为自己的口号和武器,也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信仰。当造反派在受压制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高唱“日夜想念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时,典型地注释了这一点。

五,在人类历史上,一定程度的领袖崇拜是一定的权力集中的需要,而极端的领袖崇拜常常是专制政治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全面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需要绝对性质的领袖崇拜。

绝对的领袖崇拜是绝对的政治专权的意识形态保证。

六,在人类历史上,极端的领袖崇拜还常常是极端残忍的政治、军事行为的产物;反之,极端的领袖崇拜又造成着极端残忍的政治、军事行为。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军事史及宗教史中,都能看到这个法则。

贯穿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的政治残忍性,必然需要极端的领袖崇拜作为其意识形态。只有高举绝对崇拜的大旗,才能使那些残忍的政治行为拥有信仰的光环。

七,在造反派及红卫兵队伍中,相当一批人有着依附于文化大革命政治的需要。对毛泽东表赤诚、献忠心、写血书、做宣誓,然后冲锋陷阵、对敌斗争,极为丑恶地表现出了他们追逐政治风光的个人目的。

当他们争先恐后地表达对领袖的绝对崇拜时,各种“唯我独左”的自我标榜更是注释了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功利目的。宣扬领袖崇拜最“左”、最极端的人,往往也是在政治上最贪婪、最急功近利的人。这些面孔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八,更深刻地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崇拜还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中,对君、父权威的尊崇和崇拜,是政治模式,又是心理模式。这种模式积淀在文化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中,被代代相传的文化延续着。

当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时;当城市、农村的民众在胸前挂起大大小小的忠字牌、跳起忠字舞时;当在机关、工厂和部队,手持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成为每日必修的功课时;不过极为原始地再版了传统封建文化中对君、父的崇拜。

民众中有潜在的个人崇拜的心理需要,有高呼万岁的心理需要,这是民族的潜意识模式。这个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翻动起来,进行了一次充分的表演。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呼万岁还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相当一些民众的幸福源泉。

正因为如此,我们既可以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民众心理中深藏的一些思维模式推动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制造绝对个人崇拜的运动,是一个把几千年刻下的记忆再现出来的运动。

九,在狂热的领袖崇拜中,还可以看到一种文化学性质和心理学性质都很明显的原因,那就是奴仆思想。这种奴仆思想是几千年专制政治下人性的萎缩,它表现为对一切权力的恐惧、怯懦和恭顺。

正是这种恐惧、怯懦和恭顺,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民众以极端的形式汇入对领袖个人崇拜的洪流。政治上最怯懦的人,常常同时就是对毛泽东表现得最忠诚的人。最恭顺的人,常常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最无限的人。这是性格低劣的表现。

十,对领袖的极端个人崇拜有时还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偏执。“自虐狂”、“迫害狂”倾向常常以转化的方式为一些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增加了心理能量。

当一些红卫兵将纪念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肉上,裸身表现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时,不过是心理上“自虐狂”的转化。而当他们将对领袖的极端崇拜结合上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凶残殴打时,不过又加入了“迫害狂”的心理偏执的能量。

十一,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的全部政治狂热,在一定意义上还夹杂着青春期被压抑的生命能量。

青春期压抑的生命能量在释放的过程中表现为各种政治上过度夸张的行为,也表现为对领袖极端的个人崇拜。在全国民众对毛泽东极端的个人崇拜中,红卫兵是冲在最前面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他们是领袖崇拜热潮的先锋部队。

十二,从心理学原因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在某种程度上是泛恋父情结的转化。

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在女性中远比男性更甚。在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生活中,家庭生活中的心理情结常常被抑制和掩盖着,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头换面爆发出来。毛泽东慈祥的形象,成为整个民众恋父情结的最好倾泻对象。作为一种能量,它也被输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崇拜的万顷波涛之中。

可以说,极端的领袖崇拜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思想政治现象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丑陋、最不堪入目的思想政治现象之一。

一个民族的劣根性在这里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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