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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的博客

最新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曹操与献帝》《芙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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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根据其长篇小说《新星》改编的电视剧曾创下当时的最高收视率。。二〇〇〇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柯云路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理论专著《人类时间》《极端十年》,关怀心理健康的著作《破译命运密码》《焦虑症患者》等。《曹操与献帝》是柯云路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的笔触从现实伸向历史,依然显示出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 柯云路信箱:622007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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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十年7】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图)   

2013-09-11 06:07:54|  分类: 柯云路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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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一个政治纲领是被其经济纲领的底盘托起来的。当经济纲领的底盘瓦解了,高耸入云的政治纲领宝塔必然顷刻坍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

柯云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经济务实主义者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

 

 

一 价值规律通过党内斗争显现出来

 

在本书第二章中,讲到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主要讲的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内的显现过程。现在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阐述这一命题。这涉及到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当代的生活,包括深入认识文化大革命。

价值规律的一般含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其中凝固的社会必要劳动。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所谓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下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值规律也有其实现过程。因为供求的矛盾经常会造成某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高于其价值,而另一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低于其价值。然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总是向着利润高的部门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既会消灭那些高利润率,也会消灭那些低利润率,从而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都做挣钱多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少了;都不做挣钱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多了。在资本的流动中,挣钱都差不多,利润率也都差不多。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其价值上下浮动。用通俗的话说,一个商品的贵贱,最终取决于生产时花费劳动的多少。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会有各种形式的垄断价格出现。垄断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手段并凭借一定的条件,使某种物品的销售价格在较长时间内、在比较稳定的意义上偏离(高于或低于)其价值。

这种情况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当然,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以其他方面的支出作为维持条件,都要各种各样的凭借,都不可能维持永远。最终,价值规律会以其顽强的方式透过垄断的屏蔽曲折地表现出它的力量。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绝对的垄断价格体系。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工商业,并在相当程度上间接掌握着农业及手工业,国家还掌握着全部外贸,掌握着国民经济以外的政治等诸种结构与力量。对国有企业的绝对的计划领导以及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相对的计划领导,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计划经济不仅表现在遍布一切的计划价格上,还表现在计划生产指标上,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仅从计划价格而言,在国有企业内,就涉及到资金的调配,涉及到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工业各部门之间的资金调配,涉及到积累与消费之间的调配。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国家通过计划价格也就是对农民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销售工业产品的方式积累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就是计划价格偏离价值。说得通俗了,就是在国家与农民的交换中,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产品价格偏高。

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国家凭借着巨大的垄断优势以计划的形式(也就是以某种强制的形式)对商品交换的价格做出规定,虽然这种规定确实要付出方方面面的代价,包括政治方面的代价。

然而,这时价值规律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呢?价格是否就可以在国家的强大力量、政治的强大力量以及计划经济体系的强大力量下长时间地、较大幅度地偏离价值呢?

历史表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同样起着作用,而且以极为顽强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仅就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言,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表现形式:

第一,它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或缓和或尖锐的矛盾斗争中。

单就国家对粮食作物的计划领导而言,就有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看到的那个矛盾斗争过程:因为粮价低(低于其价值),农民就将自己的投入转向其他种植和经营领域;因为国家实施了对粮食统购统销的高度管理,粮食作为商品并无第二个买家,而国家又以下达计划种植亩数的方式规定种粮面积,农民就有了在种植面积上作文章的对策。

而国家又有种种方式来保证计划价格下的计划种植亩数,包括在农村种粮问题上开展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粮食的种植。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同偏离“以粮为纲”的种植经营方向的斗争。这种斗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国家的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计划力量、组织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

当国家保证了农村的粮食种植面积,维持了对粮食的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国家付出的是与农民矛盾斗争中消耗的各种政治资本。

第二,价值规律的力量还表现在党和国家在决策中的种种考虑。

虽然有强大的国家垄断,有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然而,当共产党及国家的领导人在考虑与农民进行产品交换的价格时,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公正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对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也是经常考虑其价值的,所定之计划价格也绝非悖离产品价值十万八千里的。决策者经常在价格上费思索,在剥夺农民与休养生息农民这两方面关系的尺度上是经常犹豫和迟疑的。

毛泽东本人也经常讲到这一点: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又不可过大。他不止一次讲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轻、重”这个顺序来兼顾,表明他也看到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问题。只不过最终的决策结果还是更多地考虑了国家的积累与经济上的集中。

看到这个统帅全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在涉及到计划价格的时候表现出的种种前瞻后顾,本身就表明价值规律的影响何其伟大。计划价格似乎可以偏离价值,但是计划价格在偏离时却胆战心惊。

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始终驱之不走的一个危险幽灵。

第三,更要补充说明的是,价值规律的力量还通过党内的斗争表现出来。

如果说“农业学大寨”运动那种强化的阶级斗争以及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所贯彻的不计成本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是党内在农业问题上的一条路线的具体表现,那么,自然就有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的表现,那是一条几十年中一直遭受批判的路线。

当我们看清楚政治路线的经济实质时,就可以说,商品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党内表现为一个倾向、一个派别、一条路线、一条道路,那是一条与“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路线相对立的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在政策上对农民利益的尊重,究其实质,是对价值规律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尊重。

价值规律决定着农民的利益,驱动着农民的趋向,而且最终感染到党内,在党内政治路线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第四,价值规律的力量最终表现为迫使僵化的计划价格体系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破解。

仅就价格体系而言,它最初表现为对计划价格的调整,譬如国家对粮、棉等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做出调整,使之更接近其价值。接着又表现为国家对很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予以放开,这在实质上缩小了计划价格的范围,扩大了市场价格的范围。

再往下,就表现为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广泛承认与接受。先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继而理直气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中不断扩大范围,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主流。

我们看到,价值规律透过计划经济体系的巨大强制性力量,以顽强而曲折的方式,经过一个不算很长的历史时期,终于显示出其全部合理性。

今天的中国已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市场经济,是价值规律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有其特殊的曲折历程,它经历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改革过程中的斗争。

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特别能够看清楚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看清楚那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如何在看来壮阔且纷繁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来,并透过壮阔纷繁的政治斗争最终表现出虽然简单却不可抗拒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在一片“全面专政”的政治强音中,价值规律及其决定的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有可无的。

然而,历史才是真正的长远派和秋后算帐派。在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解析中,我们会在一个非常深刻和广阔的意义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一个政治纲领是被其经济纲领的底盘托起来的。当经济纲领的底盘瓦解了,高耸入云的政治纲领宝塔必然顷刻坍塌。

在往下的论述中我们还会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同时就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是价值规律的胜利。那已被近三十年的改革注释得明明白白。

 

二 价值规律力量的更充分展示

 

我们在前面仅就价值规律顽强表现的有限范围做了描述。所谓有限,第一,它仅就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做了描述;第二,在讲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主要限于计划价格、计划种植这样的范围进行描述。现在,让我们把这种描述进一步展开。

首先,就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而言,要揭示这里更全面的生产关系内容。

应该说,就生产、交换、分配而言,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指导与干预,它们通过计划的价格以及计划的生产指标(例如种植面积的规定)来保证。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关系。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在这方面有过阐述。他们知道,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它们之间的产品交换,从理论上讲无疑属于商品交换。

只不过他们这种承认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不响亮的。而这种有限的、理论上的承认,在经济实践范围内又常常更多地予以忽略。最终体现出来的,是计划至上。

这使我们更深刻地想到所有制的原因。

如果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有制,那么,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应该是充分展开的。然而我们看到,不仅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的完全管辖下,集体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国家的管辖下。这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的一个本质特征。不存在国家控制之外的一个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国有化的性质。

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农民的经济集体没有绝对的经营权,只不过是反映了它没有绝对的所有权而已。而国家对这种集体所有制有着经营上的指令权,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拥有所有权。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这种集体所有制的诞生本身是在国家行为的参与下、以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方式实现的。

而当前中国农村进行的改革,不仅在计划价格、计划种植上表现出一定的放开,从而体现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现为对农村所有制关系的改革。

当农村由最初的“责任田”性质的改革到“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改革,我们看到,不仅国家与集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劳动关系的变化,而且是很深刻的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十年不变地长期使用,这种使用权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权和使用权或者说所有权和经营权似乎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其实又是两个相互渗透的概念。因为对立的事物并非是绝缘的,常常又是相互转化的。所有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根本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使用权和经营权则常常是某种程度的所有权。

一辆国有企业的汽车,它的司机自然对它只有使用权,然而,当他独自一天天驾驶着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时,他在某种程度上随意支配着这辆汽车,就表现出了所有权的性质。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车到了司机手里,就是司机的了。

不要小看这个生动的事例,只要我们具有辩证法的逻辑,在生活中就经常可以看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有时显得很细微、很隐蔽,似乎可以忽略,却常常含着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动向。

关于这一点,共产党人也有所觉察。斯大林就觉察到过。毛泽东也曾觉察到过斯大林的这种觉察。

他在一份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在这里,斯大林无疑看出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实际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永久的使用权已经很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同样,“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使用权也已经带有很大的所有权的性质。中国农村目前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所有制领域的变革,保证了农业生产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一切看来是政策的改变造成的,实际上却是价值规律本身显示了力量。

价值规律的伟大力量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还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历经几十年,表现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

两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起作用,似乎今日还便于理解一些。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化经济中,情况又怎样呢?

从理论上讲,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所有国有化的经济内,任何产品的交换都不改变所有权,所以它们都不是商品。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价值规律,有的只是计划经济。

然而,实际的经济管理又使他们感到,不能完全忽略商品的价值规律,否则一切计划都失去参考的依据。于是乎,他们就有了“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非常模糊的,实用的,权宜的,不透彻的。这种说法包含着理论上深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实际上反映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

他们试图抹杀价值规律;他们又不能够完全抹杀价值规律。当他们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经济的工具时,又常常感到这个工具十分扎手。价值规律始终是共产党人敬畏而又厌恶的东西。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讲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他们现在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毛泽东还在同一份笔记中继续这样写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

在毛泽东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深刻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想消化价值规律、又常常难以消化它的尴尬两难的境况。应该说,这个矛盾始终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上遇到的最根本的矛盾。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表明它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能够消化这个矛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进行,表明它在逐渐有效地消化这个矛盾。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更为强大,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有着民族以及传统文化上的更强有力的统一性。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展开,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计划经济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地盘让给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调节生产与流通的杠杆,正在撬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僵硬环节,打通各种滞涩堵塞的渠道。

一系列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起码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对“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生产与流通也都赋予了更多的商品经济认识,也都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价值规律的崇高权威。目前,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不仅表现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而且在整个“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内扩展开来,颇有些波澜壮阔之相。

与此同时,价值规律的力量又在所有制的改革中表现出来。

我们不仅看到各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合资企业出现,而且大批赫赫然标榜着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也纷纷出现了承包、租让及股份制等改革形式。即使完全保持国有化性质的企业,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其独立的经营权。

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国有化企业有充分的独立经营权,而充分的独立经营权又造成了市场经济的扩展。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绝对绝缘的。相当规模的独立经营权自然隐含着某种所有权性质。

中国的改革在目前是一个一切都在流动状态中的运动。合法性总是被合理性突破,合理性又常常为自己取得合法性。形式为内容所突破,内容常常又为自己取得必要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规定、又要不断改变规定的时代;是一个特别需要规定、又不可太生硬规定的时代。

正是各种经济活动、各种架构与政策都在相互拱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继续推进这一变化。

这是整个生产关系领域内也包括所有制关系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它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

生产关系总是体现为一定的方针、政策及法规,因此,这也是一个方针、政策及法规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意识形态要为方针、政策及法规的变化提供社会舆论与思想基础,因此,这也是意识形态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整个上层建筑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

当然,今天中国的改革所造成的这个变化,并不是突兀出现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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